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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中的启蒙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父亲是钢琴家、音乐教授，当过音乐学院院长。
       昆德拉孩提时代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愉快的艺术时光。在这里，他经常悄悄地听父亲给学生讲课。在这里，父亲亲自教他弹钢琴，引领他一步步走进音乐世界。在这里，他带着好奇心，任意浏览父亲众多的藏书。十来岁时，就已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捷克的和外国的都有。
       父亲每天都会要求儿子严格按照乐理来练习钢琴。儿子也喜欢弹钢琴。只是在练习时常常会有一些即兴发挥。他的创造力和叛逆性格那时就已显露出来了。
       十三四岁时，正值二战时期，父亲安排他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这实际上是一种友谊的特殊表达。因为哈斯先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被迫戴上了黄星标志，人们像躲瘟疫一般躲避着他。
       昆德拉特别忘不了老师的一段话。那是在一次课后，老师陪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对他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兴奋的。”
       这是一段让昆德拉咀嚼了一辈子，感动了一辈子的话。后来，哈斯先生被关进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昆德拉始终把他当做“我个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写下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保尔·哈斯》。
       苏德战争爆发后，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劫难逃。成批的作家和艺术家被关进集中营。伏契克、万楚拉等倒在了法西斯的枪口下。昆德拉及其家庭虽然没有遭受太大的磨难，但他父亲的不少朋友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他同共产党的亲近，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拥戴。1947年，18岁的米兰·昆德拉成了捷克共产党的一员。
       诗情里的锋芒
       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昆德拉兴趣极为广泛。他最早沉迷于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他一度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小画家，曾为剧院和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之后，又狂热地爱上了音乐。他自己也承认：“一直到25岁前，对我而言，音乐比文学更有吸引力。”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后，还经常去听音乐课。一段时间后，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并在那里毕了业。1950年，他从查理大学退学，索性把更多时间投入到了音乐学习和创作中。
       在迷恋音乐的同时，昆德拉还投入到了写诗的热情之中。
       从昆德拉的第一本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中，人们就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的捷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的诗歌到处泛滥。而昆德拉的诗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他有一首讽喻诗，题为《法拉桑城儿童浪漫曲》，矛头就直指当时的诗坛状况和社会风气。这样的诗，自然会触怒不少人。因此，他的诗集一经问世，批评的声浪就接踵而至。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提高了昆德拉的声誉。
       发现小说天赋
       1956年，他完成了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学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师，教授世界文学。虽然他本人的举止有点古怪，不太合群，但总体上说，他在电影学院度过的十多年是愉快的，自由的。
       留校后不久，昆德拉开始大量阅读理论书籍，并继续大学期间就已开始写作的《小说的艺术》一书。从25岁开始，至27岁完成，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是获得教师资格，也有教学方面的需要，同时还为了解决文学实践中的一些困惑。书的副标题“弗拉迪斯拉夫·万丘拉走向伟大史诗之路”，明白地泄露了该书的内容。这是一本探究捷克作家万丘拉的书。万丘拉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和现代性。德国占领期间，他以捷共党员身份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最后，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在捷克散文作家中，昆德拉最推崇万丘拉，几乎细读过他的所有作品，极为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小说的艺术》1960年出版，1964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昆德拉的笔触几乎立即伸向了戏剧。他在自己的祖国先后写过3个剧本。
       在30岁之前，昆德拉在音乐、绘画、电影、诗歌、文学理论、戏剧等艺术领域中逐一摸索了一遍。
       但几十年后，昆德拉正式宣布他所有这些早期的文学作品为“不成熟之作”，不准任何出版社再次出版，将它们永远打入了冷宫。今天，有些作品即便是研究者也很难看到它们了。
       对于昆德拉来说，1958年是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年头。那时，在写剧本的间隙，他决定写个短篇小说玩玩。也就花了一两天时间，他就写出了《我，悲哀的上帝》。这是他生平写出的第一篇小说。昆德拉惊喜地意识到，这说明他有小说天赋，说明他可以成为小说家。心中的目标一下子清晰了。
       “世界性的人”
       写完第一篇后，他又陆陆续续写出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一共写了10篇。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时间跨度整整10年。这些短篇小说以《可笑的爱》这一总标题分3册出版。
       这套小说集发行量达到了15万册，这在一个欧洲小国绝对意味着巨大的成功，不仅为作者带来了丰厚的稿酬，而且还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名声。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我们已能清晰地看到昆德拉的不少标志性东西。反讽，怀疑，哲学沉思，用最最轻松的语调表现最最沉重的主题，悲剧和喜剧的难解难分，人物性格的模糊性，等等，所有这些都将成为他以后创作中的一些基本声音。
       而真正开始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是小说《玩笑》，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连出3版，印数惊人，达到几十万册，仍很快被抢购一空。
       不久之后，《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几乎在一夜间，昆德拉成为了捷克最走红的作家。他在捷克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也从此确定。人们认为，小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玩笑》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为昆德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了。在东欧国家，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它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全部匈牙利版的《玩笑》还没进入书店，就被捣成了纸浆。
       昆德拉的党籍被开除，在电影学院的教职也被解除，所有作品都一下子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维拉·昆德拉前往法国。流亡法国，可以说是昆德拉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法国，尤其是法国文化的迷恋。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始终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是他的精神故乡。
       昆德拉到法国后，经由法国作家费尔南德斯的举荐，先在雷恩大学担任助教。在流亡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他上电视，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1978年，他们定居巴黎，昆德拉开始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教课。此时，他已渐渐融入了法国文化和生活。
       昆德拉从小就有一个志向，要当“世界性的人”。如今，来到法国，身处欧洲文化的中心，实现这一宿愿的各种条件显然已经具备。他决定继续写，用更加厚重的作品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真正成为世界性小说家。《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旧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就这样诞生了。小说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即《布拉格之恋》)，它为昆德拉赢得了巨大的世界性声誉，几乎成了他的“文学通行证”。
       悄悄故国行
       1989年，昆德拉老家布尔诺的阿特兰蒂斯出版社主动与他联系，表示愿意出版他二十多年来在祖国一直被禁的作品。昆德拉欣然同意，但明确规定只能出版那些他本人选定并审阅过的“成熟之作”。昆德拉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彻底清理了一下他的所有作品。 按照他的思路，以下三类作品不能被称为他的著作：一，不成熟之作；二，不成功之作；三，应景之作。他还仿照作曲家的做法，为自己满意的作品编了号。
       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决定将国家最高奖项之一——功勋奖授予米兰·昆德拉。他欣然接受，并以书面形式回答了捷克《人民报》记者的提问。谈到获奖感受时，昆德拉说：“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
       昆德拉忘不了捷克，那里有他充实的童年和少年，有他激情的青春，有他的艺术和政治，迷恋和创伤，有他失败的沮丧和成功的欢快，有他念念不忘的朋友和亲人。人们记住了这么一个情景：1989年，巴黎的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曼采尔根据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的小说《线上的云雀》改编的影片。观众寥寥无几。其中却有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昆德拉和他的妻子维拉。“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昆德拉曾感慨地说。细算一下，他在捷克整整生活了45年。
       链接：米兰·昆德拉，捷克小说家，1929年生于捷克。19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30岁左右，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许多国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
       1987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出版，迅即引发昆德拉热。由此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更是让中国观众如痴如醉。短短十几年，昆德拉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家之一。他的作品《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告别圆舞曲》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
       （马玉良摘自《米兰·昆德拉传》，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