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一个扬州乡下女孩来上海的故事。女孩许了一门亲，由于未婚夫过继给在上海帮佣的小姑奶奶，作为夫家的彩礼她意外得到一趟去上海的机会。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用这样一个开头入人情社会的狭长弄堂，女主人公懵然中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却仍然被那些早已熟悉的东西管束着，乡间的婚俗和七七八八的亲戚关系一开始就把富萍纳入了某个设定的程序。这个开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富萍走到弄堂底找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一副温润的笔墨似乎传递着某种暗示，很别致。
（二）富萍寄居在奶奶这儿，很快熟悉了周围的市井，认识了在各家帮佣的吕凤仙和阿菊阿姨，认识了房管处修理工戚师傅，自然还有奶奶的东家和左邻右舍。作为闲笔，还有一段富萍隔着篱笆墙跟女中的学生们搭话的插曲，还有那个被称作“女骗子”的陶雪萍。小说写过三分之一，叙述的情势陡然生变，出现了富萍在上海的舅妈。富萍的舅舅、舅妈在苏州河上摇垃圾船，一家人住在闸北棚户区，扬州乡下人在上海的另一种存在似乎给富萍带来了另一种人生图景。舅舅和舅妈是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找到他们富萍开始躁动不安了，这个乡下女孩一直想有自己的生活。在富萍的狭小天地里，生活就是一个亲缘网络，这里所有的人物关系只是亲戚、乡邻、东家和熟人，没有通常小说里的正邪对立和恩仇关系，没有冲突性矛盾。因而也就没有反抗的目标，只能是一种万般踌躇的命运。这也是一个“无物之阵”，富萍生活在千丝万缕编织的人情社会中，就像被严严实实地裹在茧壳里。
（三）小说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前后。“文革”以后的文学作品很少关注这一时期，也许是波澜不惊的岁月很难发掘宏大叙事的主题——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稳的一段。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时候，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战乱年代不必说，五十年代从“土改”、“镇压反革命”到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进入六十年代，迎面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那场造成民生疾苦的巨大灾难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政治运动带来的社会矛盾。一九六四年已是万象复苏，大街小巷传遍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声，虽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已经鸣响，“四清”运动渐次铺开，但火药味儿还暂时弥漫在意识形态领域，草根庶民对日后的大风大浪自是毫无觉察。王安忆何以将故事搁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也许是作家童年记忆的导入，也许故事的逻辑本该如此。由于这部作品并非将感时忧国作为内在的叙事目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作者是否有意切断政治暗示性的话语接口。措于一种庸常的生活背景，个性的存在自然产生了放大效果，更显现自主的特性而不是某种与时代风云相联系的命运。
有一种意见认为，王安忆这部作品是反拨“新意识形态”中的老上海记忆，为着彰显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王晓明著，《文学评论》二○○二年第三期）。这里恐怕有着语境的差异，不过想来也有道理，也许正是叙述态度决定了作者的取材。
（四）历史的整体的观照与个性诉求也许殊途同归，但是艺术手段自有分际。其实，西方小说中不乏规避历史因素的经典作品，譬如简·奥斯丁就是一个例子，而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布卢姆日”还偏偏选择一个平常日子。作为小说家的美学动机，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主义”的争论所掩盖，那就是文学有“人学”与“史学”的不同取向。一般来说，中国的叙事传统偏重于“史学”路径，远之可追溯到《
史记》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范式。“五四”时期尽管倡言“人的文学”，但新文学的人间关怀并未摆脱登临俯瞰的姿态，犹之鲁迅《狂人日记》将“四千年吃人履历”作为总体的叙述语境。当然，“人学”与“史学”的旨趣并无优劣之分，作家蹈入何种路径有其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回到王安忆这部作品，由于历史场景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性格因素就成倍地放大了，这写法多少有一种反常的妙趣。
（五）最初上海屋檐下这一幕本来应该是一个过场，过不了多久奶奶就起念让富萍回乡成亲，这个话题以后还会一再提起，因为富萍一直没走。她到了上海就不想回去了，因为她心里并不认同那门亲事，不甘陷入夫婿家“父母，弟妹，一大群亲戚和一大堆是非”的麻烦之中。她自幼失怙，是收养她的叔婶给许的亲。在六十年代，农村的娶嫁尚带有新旧参半的过渡色彩，当事人未必完全没有婚姻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起主导作用——在封建宗法制度消亡之后，传统伦理道德仍在深层次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像富萍这样的女孩命中注定难以有其个人诉求，农耕社会的亲情和乡俗是一种约定的制度也是一种人生壁垒。富萍倘若要跨越眼前的障碍，拼个鱼死网破自有办法，这毕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的年代，甚至也过了“小二黑结婚”那个时候。问题是她并没有自己属意的郎君，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拼死追求的目标。现实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机会更无选择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她的人生更有一种卑微色彩。应该看到，王安忆这里要表现的不是爱情，而是生存问题。也许还可以扯到女权问题。总之，对富萍来说，眼前明显是“一个十分麻烦的将来”，她从怀抱弟妹的陶雪萍身上看到了自己婚后的命运。可是，虽说很想离开自己不喜欢的叔婶家，却实在迈不出这一步。
事情一直延宕着，奶奶写信给孙子也就是她的未婚夫，让他来上海接她回乡。孙子来了，她跟他提“我们分出来单过”。她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名叫李天华的农村青年，而是不能接受他那个拖累人的家庭。而李天华想的是：“我父母亲怎么办？”富萍的设想显然行不通。
（六）于是希望只能寄托在舅舅和舅妈那儿。富萍曾在他们那儿住过一段时间，接触过那种热热闹闹的船民生活。就在李天华准备带富萍坐船回乡那天下午，富萍来了个不辞而别，跑到舅妈家里去了。可是，亲情归亲情，舅妈知道富萍是许了人家的，这般逃婚的事情以她老派人的观念看来便是信誉不良，甚至有丧天良。书中富萍与舅妈有这样一番斗嘴：“……（舅妈）叹气道：你三番五次往我这边跑，奶奶当我和她抢人了！富萍顶嘴道：抢什么人，抢外甥女？舅妈不由火起，擂了下桌子，亮着嗓门说：抢她孙子媳妇！富萍又回嘴：谁是她孙子媳妇？舅妈冷笑一声：不是她孙子媳妇，你叫她奶奶？你花她盘缠来上海？住她东家屋里？这就把富萍说瘪了。舅妈看她的样子又可怜，缓和了声音：做人不能这样，要讲信义，人家待你不薄，在你身上花销够多了，退一万步说，人家待你不怎么样，你应下的事情也不能反悔，要被众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富萍听到这话，站了起来，说：我是有娘生，无娘养的人，祖宗八代干我什么事？说罢，转身上了阁楼，留着舅妈瞪着眼在楼下，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舅妈有舅妈的道理，富萍有富萍的道理。在富萍想来，自己许人的事情非出己愿，为什么非得由别人来安排她的人生呢？性情敦厚的富萍却也倔强，茧壳里总有个性的flash。
（七）富萍的舅舅叫孙达亮，这是一个很有主见又极能吃苦的男人，早年读过几天私塾，颇有几分读书人的明智。他这一生命乖运蹇，从日本人、国民党到大饥馑，日子是一点一点“挤”过来的，终于攒了钱在岸上棚户区置了一间破屋。船工不管走到哪里，梦里想的还是岸上的房子。书中写他走进那屋里，吸了一支烟，动手做了第一件事，“从包里摸出一本日历，钉在了墙上”。孙达亮的生活就这样翻开了新的一页。个把月后，他用棒冰棍做的蝈蝈笼里也有了生趣盎然的景象。王安忆很擅于从一些极富温情的细节中去体会人生的打拼，很能体味普通人那种从苦难、艰辛中获得的喜悦。
孙达亮的往昔跟富萍这条故事主线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现在也关系不大，但书中还是为他专门写了一章。这个自强不息的男人用自己的故事演绎了落地生根的人生哲学。
（八）这部作品里为次要人物立传不唯一例。像奶奶、吕凤仙、戚师傅等，同样各有一章，多半也是游离故事的叙说。奶奶与戚师傅的偷情是卑微人生中唯一的浪漫，“戚师傅平淡的生活里，终于尝到了一点甜头。可是，不久，这一点甜头就变成了人生的酸楚”。这女人怀孕的风声透了出来，戚师傅的女人开始大闹。可是，这两口子毕竟自己没有生育，冷静下来又想留住那孩子，不料正是人家的如意算盘偏让奶奶下决心去做了人流。年轻时孤身到上海帮佣的奶奶虽说是命苦的女人，但几十年含辛茹苦也磨砺出一副坚韧、自信的性格，即便给人做保姆也是“只有她挑人家，不会人家挑她”。
书里有好几个早年丧夫的女性都有这般自强的一面。“年后”一章中，借隔壁阿娘的婆太太的丧事写其“威风凛凛的一世人生”，这女人纵有哭泣的时候也是“金刚落泪”。又如“母子”一章，早年丧夫的上海嫂嫂，硬是用自己的一副柔嫩的肩膀挑起生活重担。她们的故事掺和不进富萍的情节，却与富萍的故事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对话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叙事方式需要极高的手段，要能够自然地掌握美感的平衡，一般俗手难以驾驭。
（九）舅妈虽然收留了富萍，说到底还是寄人篱下，富萍依然要约束自己。最后相当出人意料，富萍终于自己做主嫁给了舅妈家附近梅家桥的一个残疾青年。就是“母子”一章中早年丧夫的上海嫂嫂的儿子。他们那儿也是一处棚户区，且比舅妈那儿还要等而下之，大多是做剃头、磨刀、菜场里贩葱姜刮鱼鳞的营生，这小儿麻痹症的瘸腿青年在家做糊纸盒的计件工。一次富萍路上见他母亲拎一桶煤渣很吃力，帮她提到家里，认识了这对贫寒母子。很难说他们的结合是爱情还是什么，富萍只是觉得这青年有些像她舅舅的地方。王安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钟红明著，《中国青年报》 二○○○年十月十日）。她似乎更愿意从生存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
王安忆写到这地方笔墨相当俭省，叙述的角度也变了，不是从富萍的眼里看出去，而是从对方的视角写过来。这母子都没有名字。拐了个弯，这年轻的一对也便是“这青年”和“这姑娘”。这种疏离化的手法似乎意味着富萍终于破茧而去，像电影结尾主人公渐渐淡出镜头。没有任何石破天惊的事儿，但这样一来却有了一些传奇色彩。
多年以前，富萍的婆婆也是从乡俗亲缘关系中突围出来的。
（十）最后一章“大水”写得意态生动而气势非凡，作者推开了人物，撇开了故事，用全景式的广角镜头表现整个城市在风雨中的勃勃生机。整个是一副疏朗的笔触，文字极富韵味。写进水的工厂车间，写电影院里湿淋淋的人群，写路面积水成河，写河里的高水位堵了桥闸，写黄浦江边被雨水洗得青绿的树篱，写屋顶晒台上浸水的鸽棚，写雨天生意火爆的老虎灶，老板一家人都动员起来，“老板照管火，老板娘照管煤，阿大灌水，阿二收水牌子，有人不给水牌子，阿三阿四就一起尖叫”。最后镜头转向苏州河，切入棚户巷道，镜头里走出舅舅的几个孩子，他们从前边多次出现的卖卤水的小屋旁走过，去帮富萍搬家。富萍的小屋里早就进水了。
（十一）那个时代房地产也是一个话题。孙达亮置屋，意味着他在上海真正站住了脚。吕凤仙可以不嫁人，就因为她在上海有房子。女人的命运跟房子更有关系，伍尔夫早就说过，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长恨歌》里王琦瑶的虚幻人生就是从弄堂闺阁到爱丽丝公寓再回到弄堂。书中最神气的女人就是隔壁阿娘的婆太太，曾在新闸路上顶下一整幢石库门房子。像奶奶这样寄身东家的帮佣者，虽说衣食无忧，却是像水塘里的浮萍。舅舅告诉富萍，这“浮萍”跟她同名哩，只是音同字不同。富萍最后做出那个决定，房子是否也是一个因素呢？她终要有一个着落。那母子有一间租用的小披屋，富萍去了他们家，挨着小披屋的山墙又搭了一个更小的披屋。
好在那时候没有“违章建筑”一说，偌大个上海也没有一个“拆”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移民文学。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书中的奶奶、吕凤仙一类帮佣者，舅舅、舅妈那样的船工，还有富萍和那对母子，都是融入市廛的外乡人。他们卑微的生命里有着自强、自尊与自爱的种子，他们从层层叠叠的苦难中“挤”过来了，以庸常的市井人生书写着自己的草根传奇。
（十二）四十年后，整个苏州河沿岸棚户区已在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彻底改造。当孙子的孙子从乡下到上海，来寻找那个名叫富萍的奶奶（其实是来寻找打工的机会），梅家桥这地方已是高楼林立，四周一片晃眼的玻璃幕墙。上海和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都奔走着这些孙子的孙子，他们要面对的不再是乡俗与亲缘的重围，而是某种身份的门槛（户籍、学历、工作资质、信用等级等等）。实话说，如今纵然机会多多，但是要在城市落地生根却比他们的前辈更难，孙子的孙子们还能再度演绎富萍当年的破茧之旅吗？也许，他们会走入王安忆的另一部小说《遍地枭雄》，成为那里边“大王”劫车团伙中的一员。其实，“大王”脑子很清楚，如今是“契约的时代”，一切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成了一种新的壁垒。这是一种后设的视点，如此而论，富萍后人的命运或许是绝望的，或许又衍生出重新洗牌的希冀。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初稿，十一月三日改定
（《富萍》，王安忆著，上海文艺出版社、文汇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