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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从清华附中同学处听说张承志的用功，就是他自学日语、竟然翻译了日文《周恩来》一书。我们一起去北大看老同学，他正在那里读考古系，但他热情洋溢的谈论仍不离草原文化。以后历经历史博物馆、民族研究所，都不时跟他见面，一度感觉他游离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两栖之地，最终，他走上从学者转化为学者型作家的道路。
       张承志的作品充满激情，但即便是小说，感觉情节也并不突出。故当年叶楠曾表示很赞同笔者的说法：张承志的小说其实还是大散文。
       在法国，除了网上发来的几篇文字，连续几年不曾多读张承志的作品，最近接连阅读了《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二○○七年版）、《鲜花的废墟》（新世纪出版社二○○五年版）等三本张承志的近作，发现他的写作风格真正成熟了。他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形式方面，更体现在他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精神上。
       “若想体会到文学的这一层，需要地道的而不是教授圈所云的‘文化’。面对力透游牧本质的文学，需要深刻的牧人体验才能理解。”的确如此，我即以为有兴趣读张承志的作品，往往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准备，至少需要某些生活体验，例如“文革”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插队，甚至内蒙古草原知识青年的生活，或中亚历史学者天山东麓实地考察，或深入到甘肃西海固的农民家常日子，对穆斯林文化以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感悟……还至少有运用两种语言的体验。
       张承志的作品，体现了从生活实践而来的一代学者文化。
       阅读张承志的文章，实不可当做消遣或躺在沙发上读，而必须在头脑清醒时集中注意力来阅读，因为其内容拥有多层次的内涵：历史、语言学、宗教以至文学的。读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他传达的信息，往往有赖于自身文化的素养或知识准备。
       从草原游牧文化、中亚蒙古学到伊斯兰教文化，张承志作品，可以领人进入一种学习过程。尽管笔者也在学习，但还是想就一些所知一二的主题参与讨论。
       比如，他在《近处的卡尔曼》中，曾如是批评自己的小说作品：
       说实话，我一直莫名其妙地，对自己这小说家的头衔不以为然。……世界太有趣：它不仅制造骗人的小说，还要制造骗人的小说家。这么想多了，再遇上好意恶意的吹捧时，我大抵不至于立即忘了自己姓名。
       ……唯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
       最后，他干脆结论说：“对于以故事为叙述原则的小说，我并不具备什么才能。”
       人只有超越了过去，方才勇于批判旧我；作家创作达到新的高度，方才能够俯瞰旧作。
       张承志写作上前后一致的风格，还在于学者的求知与探索精神，他敢于提出问题，并做出不同俗流的假设，把创造者的新意推向有心或知音的读者，并启发人进入纵深的思路。
       张承志在文化上是极敏感的，他对梅里美小说《卡尔曼》早期译本的看法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小说原文中最后一段被译者删去乃译者的失误。显然，就这一点而言，很可能译者傅雷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最后一段“狗尾续貂”似的、看来不相干的波希米亚语言学的论述，恰恰显示了梅里美的一种写作特征。
       “他喜欢此类无需明言而把话题转移到其他事物上的简洁程式。”法兰西学院院士让·道莫松曾如是说，显然梅里美绝非只在一部作品中如此。道莫松还认为“有时甚至有些过分了：《卡尔曼》的结尾，当所有的人都死去，首先是波希米亚女人，接着是走私团伙头头(指唐·何塞)，可作者却带着情感的惨痛阴影、怪异地把笔墨转而致力于茨冈语言学上。应该清楚表明读者并未受蒙蔽，而且还是当心警惕为好。”
       张承志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抑或，梅里美就是在与某些语言学家抬杠?……孟达古战场和巴斯克民族的精湛例子，使我直觉地意识到：对这个结尾，梅里美是在有意为之，他是较真的和自信的。”(《近处的卡尔曼》)
       是否是与某些语言学家抬杠?很可能，虽然这需要真正的梅里美专家去研究，但至少张承志隔着法语，却凭借文化上的敏感与警觉，跟道莫松同样地没有“受蒙蔽”。
       道莫松接下来说：“这种持续常设的激情与狂热的急刹车乃梅里美的特征标志。”
       梅里美喜欢此类模式，把身心真正的关注转移到一个不相干的话题上，而无须把真实的感受明言。梅里美擅长奇思怪想、用难以预测的剧变攫住读者；他喜欢激情、喜欢决裂、喜欢反叛、喜欢翻江倒海的沸腾。他欣赏的作家乃普希金与司汤达，写作便如同司汤达一样地简洁到以至显得“干”的程度，从不拖泥带水。道莫松说梅里美从不令人沉闷，阅读梅里美与其说步随小提琴毋宁说在大炮声中前行。他从不写风景，既不喜笔墨描述，也不愿抒发情感，于是在关键时刻便顾左右而言他。这令人想到稼轩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卡尔曼》结尾谈论的茨冈语言学，是否即梅里美的“天凉好个秋”呢?
       笔者并不用张承志用的“罗马尼”，因为法文原文“romani”不仅毫无“古风”，且在称呼流浪的吉卜赛人或流浪者时，与“romano”“romanichel”同样，尽管词根来自拉丁文“roman”，但均属民俗俚语，带有对茨冈人的贬义；只有语言学上用作“茨冈语”时，才相当于“tsigane”之中性词义。当然，在今天的法语中存在贬义的词汇，梅里美的时代也未必，如张承志说“他们自称‘罗马’。卡尔曼唱的罗姆和罗米，梅里美已经注释了，都是这个罗马的变形”。在此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法国总统萨科齐前夫人塞西莉亚的父姓为“Ciganer”，原意亦为茨冈人，由于父亲是摩尔达维亚的茨冈人后裔，难怪她“第一夫人”不肯当，宁肯要“自由”了!此乃她个人传统文化的根，她确实曾自豪地对人说过：“我的血里连一滴法国人的血都没有!”
       他描画的“异族”那么光彩夺目，使得当年羊皮为服酪为浆，正值身为异族的我，一下子就被牢牢抓住了。远在艾依特玛托夫之上，是他影响了我的文学趣味和笔法，也影响我开始了类似的观察。
       梅里美的异族描写含义无穷。
       异族不但给了他驰骋天地和抒发学艺的可能，也使我愈来愈认识到——尊重他人的立场，即真的人道主义。(《彼岸的浪漫》)
       在此，张承志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定义：“尊重他人的立场，即真正的人道主义。”可悲的是，当今世界所盛行的，却是把自以为“最高的价值观”或“最正确的立场”，强加于他人!
       无论吉卜赛人卡尔曼还是巴斯克人唐·何塞，在梅里美的笔下，本质上试图表现的均为一种民族原始的强悍个性。尽管在后世演绎或诠释的“文学通说”中，都被纳入“个性解放”的领域，成为浪漫派“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物。这方面也被张承志一语道破了：
       我如今厌恶文学的通说。他们总说卡尔曼是个文学史走廊上的典型，她以死批判了苍白的上流社会。我觉得最好大家都闭上嘴，因为这只是一个凄惨的故事。被漫长歧视制造的、做出来已是身不由己的凄惨的抵抗故事。什么自由精神，那是生就的野性。底层就是如此，粗野、真实、残酷。我怀疑梅里美写的是一件真事；他学识深刻，又那么勤于旅行。
       梅里美一生到西班牙去过六次，而五次的目标均为访古旅行。他熟谙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西班牙语，成年以后为翻译普希金作品，又自修了俄语。他学识渊博，对西班牙文化很早就感兴趣。尽管二十二岁那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即《丹麦的西班牙人》，但第一次去西班牙，却是在五年以后的一八三○年。二十七岁的梅里美，在马德里遇见了唐·西佩亚诺·格斯曼·帕拉弗克斯·伊·坡托卡瑞若——未来的德·蒙蒂厚伯爵第八夫妇；不仅一见如故，且在文化上品味相契，从此成为终生好友。德·蒙蒂厚伯爵夫妇有两个女儿，二十二年后，二女儿欧仁尼嫁给了拿破仑第三，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
       母亲带欧仁尼姐妹俩在凡尔赛受教育的年代，梅里美始终照应她们的生活，成为女孩子的监护人、导师。历史在此似乎呈现一种偶然性：使梅里美成为法兰西“七月王朝”到第二帝国的两朝元老；尽管作家的中心关注，只是探访巡察那些久经岁月风化、或被人为破坏的文物建筑，主持监督修葺罗马时代到复兴时代的古建筑，并重振了建筑上的“摄政时期风格”（一七一五——一七二三）。
       据说正是玛尼约拉·德·蒙蒂厚夫人（一七九四—— 一八七九），给梅里美讲述了卡尔曼的几个原型故事。听说这些故事后，很可能梅里美又在三十七岁那年，到故事发生地点巡察过，至少在内心反复孕育才形成了此一传奇故事：因为《卡尔曼》乃是在四十一岁的梅里美当选为法兰西院士一年以后，于一八四五年才出版的。德·蒙蒂厚夫人是苏格兰人、美国驻马拉嘎领事兼酒商的女儿，对世界诸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深有感知。丈夫一八三九年过世后，为嫁出两个女儿并为之寻求最好的归宿，她长期流动生活在各地的水城，出入知识政要阶层往来的上流社会沙龙。
       张承志对《卡尔曼》早期译本的遗憾是来自于：“梅里美的罗马尼知识的删节，使读者未得完璧。而这个添加的突兀结尾令人感兴趣：在他的时代，远没有流行冒充现代主义的时髦，他不顾那么优美的一个起合承转，把干巴巴一段考据贴在小说末尾，究竟为了什么呢?”
       正是由于张承志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背景，使之敏感地意识到梅里美的作者本意，更贴切地理解了作品的文化内涵。
       二十世纪上半叶《卡尔曼》早期译本出版的年代不像今天，今天飞机只用十个小时就飞到巴黎，遑论计算机网络沟通之便。当时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漂洋过海，即便在法国人家里生活过几年，要了解整体文化也毕竟受到空间阻隔、交流不便的限制，既然不生活在法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翻译上也难免遭遇到很难理解原作者用意的所在。
       并非求全责备，既是技术的进步造成今天了解法国文化的便利，就有必要把当时不曾意识到的问题点明。事实上，《卡尔曼》结尾，涉及的应为很边缘的知识，连法国读者也不会认真追究，笔者之所以注意到这点，乃是由于自己正在写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艺术家，梅里美也在其中。
       多年来，笔者在法国都推崇傅雷先生的译作，不仅把《傅雷家书》选编作法国公立高中与高等预科的汉语课文，或推荐为中法文化语言比较的参考书，至今还力促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着手翻译《傅雷家书》……尽管从深心里我们景仰前辈这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然而作为后辈学人，是否也有必要包容或超越，要赋予他们“有所不知”的权利呢?
       不记得谁曾说过：学者的知识，如同一个圆，愈是知道得多，组成的圆愈大，但圆外所接触到的未知内容领域也愈大，因而使得博学者更发现自己知识的欠缺。难怪愈是有修养的学者，愈是谦虚。
       翻译并非一件易事，往往也吃力不落好。难怪一些聪明的汉学家例如弗朗索瓦·于连从不浪费时间做翻译。此一话题若谈起来很长，包括张承志作品中涉及的经过多种语言转译，由于文化隔阂导致的误解问题，均值得另外撰文探讨。
       “梅里美究竟是在建议什么呢，还是仅仅只有学术的癖好?”看来，有张承志这样的读者，就值得作家梅里美苦心孤诣，但有几位读者会像张承志那样，在多年反复阅读《卡尔曼》之后，仍在反复咀嚼、如此质疑呢?
       行笔至此，又想到张承志对小说译文的追索，似乎也是在循着梅里美的道路，梅里美终生信守着一句箴言，源自他的画家母亲，原文乃希腊语，意为：“毋忘你要当心警觉。”
       读书、翻译不仅需要语言，还需要整体的一种文化，若非本身的根文化，遇到不理解、甚至人云亦云的问题，还是当心警觉为好。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初稿于春秋陋居十二月二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