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牛创考上了北京大学，这在当地农村是个“爆炸性”新闻，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特意赶到他家送红包。他的家其实是他哥嫂的家，他在读初中的时候，父母就相继患病去世，他就一直跟着哥嫂。哥嫂都是老实农民，自己有两个孩子，还要负担牛创的学费、生活费，日子过得很艰难。副县长看着他的家，拍拍牛创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学习，我们希望你学成归来，报效家乡。”牛创听话地点了点头。
一晃4年过去，牛创面临毕业。哲学系的学生很多都是分到研究所或者学校，这两种工作牛创都不满意。他已经腻烦了埋头苦读的枯燥生活，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这时候，他想到了家乡副县长的期望。
在北京学习4年，再回到那个穷乡僻壤，他刚开始有点不甘心，但想到回去之后可以继续享受父老乡亲们的拥戴和小字辈的“崇拜”，可以出人头地地从政、当官，他也就释然了。
他报效家乡的行为的确受到了家乡人的高度赞扬。他被安排到县委办公室做一个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秘书。在群众眼里，副书记的秘书的位置仅次于副书记。刚开始，他也很自得于这份工作。但不久，他就发现，他不过是一个“仆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领导提袋子，开车门。稍微高层次一点的工作就是写讲话稿。
牛创开始有些不屑于这份工作，而领导也不太喜欢这个固执、清高的年轻人。1994年5月，牛创陪领导视察了一个乡办企业。牛创对他们交来的汇报材料很不满意，厂长忙笑嘻嘻地说：“我们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只是没有像牛秘书这样妙笔生花的人啊!”厂长的恭维让牛创很受用，他笑着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请我呢？”“想都不敢想啊。若说牛秘书肯屈驾，我用八抬轿子去抬。”
谁都没有想到，牛创真的辞了公务员的职，去了那家乡办企业。厂长感动至极，给他任了一个“副厂长兼厂办主任”的职务，心里才算踏实一点。
令牛创大失所望的是，这个泥腿子出身的厂长根本不懂什么叫企业管理，更谈不上现代化管理了。而厂长对满脑子逻辑关系、充斥着精神物质概念的“人才”很快也不屑一顾了。牛创感觉自己的价值又被人践踏了。
辞职进厂是他自己选择的路，他不好意思这么快就反悔，只好硬着头皮在这里干下去。厂长招来这一个“宝”，“花香引蝶来”的名声早已在外；再说，他看牛创为人忠厚，工作还算踏实，因此也没为难他什么。牛创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
1997年8月，县里一位曾经很看重牛创的领导升至县委常委后，调到邻县任职，他很为牛创惋惜，他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还是到机关上班吧！”牛创早就巴望着跳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副县长便将他带到新任职的县里，安排到县委宣传部。财政编制不是说上就可以上的，牛创只能暂时做编外人员。
牛创是县委领导看中的人，又是北大才子，单位领导很看重他，牛创也不负众望，刚来不久，就接二连三地给领导写了好几篇论文，发表在省里的杂志上。领导在省里受了嘉奖，回来也嘉奖牛创，虽然只是精神上的，但这已让牛创很满足。
牛创的财政编制还没有办下来，他不久就深切体验到了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天壤之别。工资、福利待遇，牛创都不太计较，最窝气的是每次的评选先进表彰模范，牛创都被排斥在外。
牛创又气愤又自卑，这样复杂的情绪使得他对微妙的人际关系非常敏感。他开始频繁地和人吵架，和谁都吵，都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在他口里都成了一个天大的理由：他轻视了我。
按说，经过这些事，牛创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放低姿态，积极与人融合，与环境融合，按他曾标榜的“只想认认真真做点事”，那么他的人生之路也许会越走越宽。
可是，牛创仍然有些桀骜不驯。有一天，他顶着一个光亮亮的脑袋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大吃一惊。我说，你这是在政府机关，怎么能搞成这个形象?他说：“有哪条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准剃光头?这是个人自由。”
2002年2月，牛创的财政编制还没办好。我听县委组织部的朋友讲，他们曾将牛创的事拿到会议上讨论过，可是考虑到很多人对他的为人处世颇有微辞，这事就搁下来了。
2002年6月，牛创给我打电话说：“我辞职了，要去南方打拼。”我感到很吃惊，马上说：“好啊，我们什么时候给你饯行?”“免了吧，等日后我衣锦还乡的时候给我洗尘吧。”他的口气中充满了自信。
大年三十，我守在电话机旁给朋友拜年，也拨了牛创的电话。牛创竟然没回家，他还在深圳!他的心情不太好，声音很低沉，和我说了很多的话。原来，他现在还根本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劝他说：“找个一般的工作，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再慢慢跳槽。”他说：“我可不是冲着温饱问题出来打工的。我希望找一个体现自己价值、发展事业的平台。”接着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兴奋地说：“过完年后，我就会去厦门，那儿有一所民办大学要聘我当副校长。”“副校长?你……没经验吧!”“瞧你，又把我看扁了吧。我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哲学，差点儿就成哲学家了。管理学校还不是得心应手吗?”牛创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衷心祝福他好运。
谁知道，事隔一个多月，竟然传来他自杀的噩耗。那一刻，我久久不能言语。他充满自信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回荡，我能猜到他在厦门的应聘肯定是“败走麦城”。
（张茂森摘自《深圳青年》，安玉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