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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鼎与简安娜老夫妇接到了女儿夏秀兰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说她要学习雷锋，叫他们寄有关雷锋的资料给她。老夫妇不禁相顾愕然：雷锋和美国经济挂帅的社会是截然相反的，学雷锋岂不影响进哈佛吗?妈妈一再问女儿说的是否是雷锋?还用英文拼了一遍，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呢?女儿说了半天，要申请进哈佛须有什么社会活动呀、领导才能呀等等，他们越听越糊涂，只能先答应下来。
       夫妇俩议论半天，决定先打电话给也在美国留学的妹妹问问此事。妹妹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叫他们快把材料寄去。理由说了半天也似是而非，叫人摸不着头脑。因此，简安娜决定亲自飞往美国，弄明究竟。一来是两年不见，非常想念；二来是摸清雷锋跟哈佛究竟是什么关系。有关雷锋的材料也带了一大包。
       到了美国后，女儿一说她才恍然大悟。原来秀兰再过一年多就要高中毕业了，学习成绩虽名列前茅，但学校批评她除此以外，别的简直是一片空白。譬如运动等其他兴趣，尤其是对人的亲和力、爱心、领导能力等等。这种表现，不要说哈佛，连普通的大学都很难进。女儿这一下急了，只有进行恶补。她立刻参加了班级的网球队，因为小时打过乒乓球，就组织了乒乓球小组，自任教练。但如何来表现对人的亲和力与爱心呢?她想起小时候的学雷锋活动。他的事迹很多可以移植过来，这才来要材料。
       简安娜看着已长得又高又黑又胖的女儿，这才理解了一切。马上拿出材料，取其精华，译成适合美国的文字。女儿很有主意，譬如那首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第二句就改成“热爱邻居与朋友……”秀兰又写了不少启事，请同学们来参加这“学雷锋”小组，以及将来要进行的活动等。简安娜陪她到学校去张贴。在学校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从这里走出去的，将是美国未来的领袖”。简安娜这下也急了，就跟妹妹商量如何帮助女儿去推动这学雷锋的运动。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又是与女儿前途密切相关的问题。谁知妹妹只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回答道：“这是你女儿自己的问题，就让你女儿自己去操作好了，你插进去干什么?”
       “可是万一她失败了呢?”简安娜还是忧心忡忡。
       “那就从头再来，年轻人干事，哪有件件成功的?”
       说得也对，简安娜没有吭声，自己还不是从幼稚与挫折中成长起来的吗?但她总是不放心，女儿一回来，就盯住她问学雷锋活动开展得怎么样了?并强调，一定要首先获得领导的批准、支持，第二步才是发动群众、制造声势。获得领导批准?女儿奇怪地看着她：“我为什么要得到领导批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还跟她讲了个笑话，校长看见那布告，问了她一个问题：“秀兰，雷锋是谁?是不是孔夫子的一个门生?”因为在那女校长的脑子里，中国的大教育家就是一个孔子，别人她根本不知道。秀兰告诉她：雷锋是中国的一个士兵。
       那校长点点头说：“对，士兵就是勇于牺牲自己来拯救别人的。”关于发动群众的事，秀兰说本星期六他们就有一个聚会活动，什么都筹备好了，就只要求妈妈能帮她做一些三明治。简安娜紧张了，星期五就求妹妹驾车到超市去买了鸡蛋、火腿、面包，做了一大批三明治。星期六上午果然来了十几个男女同学，有白人，有黑人，也有不白不黑的混血儿，年纪都差不多。他们笑着叫着开了个会，推选秀兰当组长，一个高高的黑男孩约尼为司仪。当简安娜捧着一大盘三明治进去时，他们惊呼了一声，上来就吃，连声称赞味道好。因为东西足够，秀兰还允许每人带一块。吃完后他们收拾干净，很有礼貌地道谢，然后就驾着车一窝蜂走了，说是到超市去活动，还每人交了一块钱饭钱。秀兰说，这是工作餐，不是请客。
       “就凭这些乌合之众，”简安娜摇摇头，“能搞出什么名堂?”
       “你需要什么名堂呢?”妹妹说，“让孩子们自己锻炼一下，又玩了，又干事，不是很好吗?”
       在简安娜的要求下，妹妹同意与她跟踪到了超市。在超市大门的停车场上，他们已摆开了阵势，秀兰把指挥棒舞得上下翻飞，指挥乐队奏出一首首乐曲，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其他的抱着募捐箱，分发着传单。来往人多，也不当一回事，因为这种活动太多了，有的看看传单、掏点钱；有的理也不理。简安娜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大概有80多块，准备投进募捐箱里支持女儿。
       “你疯了！”她妹妹批评道，“捐这么多钱干什么?”
       “表示我的支持。”
       “他们可能每星期都有活动，你都来支持吗?你有这么多钱吗?”最后，她妹妹投了10元，就算是大力支持了。
       简安娜加了一倍，20元。她想继续观察这小组的行动。妹妹却在超市买了东西后马上要回去。没有办法，简安娜只能在秀兰旁边站了一会儿，听她大声疾呼：“这个组虽小，但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帮助一切急需帮助的人。”听的人虽不多，但秀兰仍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简安娜悄悄退下来了：她不愿让女儿知道她也看见了这冷落的场面，她一定会伤心的，现在一定要鼓励她干下去。到了晚上女儿回来了，疲惫不堪，喉咙也哑了，但她还是兴高采烈地宣布：募得了200多元，用一半买了鲜花、糖果去老年公寓和弱智儿童收容所慰问，还为他们表演了歌舞，受到热烈欢迎。这第一炮算是打响了。
       “就是，就是！”简安娜赶快表态支持，但没有告诉女儿，那200元的十分之一是她的。她问女儿以后准备怎样进行下去?并警告她账目一定要搞清。秀兰表示她一分钱也不保管，开箱时由全组点清签名。剩余数存入银行，以后开支也须经全组同意。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秀兰说，“我信心十足，很愉快，但太累了。”简安娜这才发现女儿的确是忙，自己的功课要做好，还要打球、搞各种活动，往往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出去了。简安娜很担心，妹妹却说：“忙点好，一个少女变懒变胖，整个社会与男人都不会要她，更不要说名牌大学了。”简安娜不由点头。一个月后，秀兰喜滋滋地拿回一张报纸给妈妈看，那是本地区办的一张小报，登有一则消息说：某中学的学雷锋小组在老年公寓里慰问一个濒危的老妇人。九十多岁的她已失掉记忆，朋友亲戚子女都不来看她，但这些小天使却给她读《圣经》、唱赞美歌，还喂她吃蛋糕，那老妇人感激得泪流满面说，她将快乐地离开这人间，去到那欢乐的天堂。
       文章写得很动人，上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全组的，秀兰站在中间笑容满面地在招手。
       “这文章写得不错，很动人，”简安娜评论说，“是记者写的吗?”
       “不，是我。”秀兰笑着回答。
       “是你?”简安娜有些担心。
       “你不怕别人说你做秀吗?”
       “不怕。”秀兰回答，“这都是事实，是我努力创造的事实，我怕什么?”简安娜怔怔地看着女儿，觉得她确实变了，再不是小心听话、谦虚谨慎的小学生了。
       简安娜的签证时间到了，很不放心地回了国。半年后，秀兰打电话来说：哈佛已录取了她，她同时也得到了奖学金，并一再感谢帮了她大忙的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