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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电影《卧虎藏龙》荣获四项奥斯卡金像奖，导演李安扬威国际；他继而执志的好莱坞科幻大片《绿色巨人》即将公映。本文以李安自述的形式撰写，谈到父亲对他的影响、“不去管他”的贤内助以及柳暗花明的成功之路。
       1954年10月23日，我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据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一脸发青，也不哭。医生其后告诉妈妈，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情况好险。
       我的诞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他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中国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当年死里逃生，从大陆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
       抗逆与愧疚
       我老家本是大户人家，但到了祖父出生时家道中落。由于祖父曾被地方县官绑起来罚款1300块现大洋，因而下定决心送父亲进洋学堂，希望家中有人在朝为官，家族得以庇荫。结果父亲28岁就当上县长，后来调任教育部主任秘书，内战时辗转来台。
       父亲在嘉义教书时，有人从大陆逃出，带来家乡消息，说我家被划为黑五类，爷爷奶奶都被枪毙了。
       爷爷临终前托人带话给父亲：“老家全完了，你在海外另起炉灶。”父亲伤心欲绝，起念出家，但被朋友劝阻；直到遇见老妈，结婚生子，人生才又有了希望。
       可想而知，他对我这个长子，寄予多大期望。在家里他最钟爱的是我，打得最多的也是我。但我就不是读书的料子：看电影，精神就来了；一做功课，就精神委靡。在台南第一高级中学，他是校长，我却不成材，大学落第。我学戏剧、电影，他勉强接受，但心中老觉得闷气。那时他总希望我走比较正常的路，譬如到大学教书或学而优则仕。
       直到我拍完影片《理性与感性》，他还说：“小安，等你拍到50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
       对我来说，中国父亲是压力、责任感、自尊、荣誉的来源;是过去封建父系社会的文化代表，随同国民党来到台湾后，逐渐失去其统御能力及原汁原味。从父执辈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台湾、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一方面我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又因未能传承而深觉愧疚。
       因此，我的电影里往往自然流露出父亲的影响。《推手》中的儿子，对传承不知所措；《喜宴》的儿子是同性恋，冲淡传承意味；《饮食男女》里根本没儿子，都是女儿，传承已经走味儿了。
       这10年来，常常有人告诉我说，我拍的几部影片，提醒他们与已疏远的父母或儿女联络。我想，戏假情真，做戏触发的真情，才是联系起大家的主因。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各自的情怀，族群相异，但人性、人情却共通。只要电影拍得好、故事说得动人、讲到心里去，就会感动人，超越种族、地域。处理“父亲形象”也有助我的创作与生活，随着一部部电影完成，父亲压力的阴影逐渐涤除。越往后拍，父亲的形象越弱。
       闯荡好莱坞
       1984年，我从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研究所毕业，取得硕士学位。
       翌年2月，我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要运往港口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经纪公司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在伊利诺大学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大儿子阿猫（李涵），学位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未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搬来纽约。同一年，我与人合作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两个礼拜跑了30多家公司。他们都看过我的《分界线》，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希望。有人建议剧本某部分要修改，我们两个月后改好了再去，他们却说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于是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所以我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期，我完全绝望，锐气磨尽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务;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但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儿，没片拍就没劲儿。惠嘉说：“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开始有些自闭。
       这其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当剧务等。我去过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帮人守夜看器材，觉得好恐怖；也干过两天剧务打杂。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恶狠狠地说：“你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后来我只好去做些拿沙袋、扛东西等出苦力的差事。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幸得贤内助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也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国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
       就在拍片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奇怪我怎么熬过那段心情郁闷的日子。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
       也有许多人很奇怪我太太是个什么样儿的贤内助。有一次，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安太太”而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其实她对“妻以夫贵”满不以为然，在致词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去管他。”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
       我和惠嘉婚后有段时间，人隔两地，她继续在伊利诺大学念博士，我在纽约做毕业作。1984年5月，我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时，大儿子阿猫出生了，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生产，第二天赶忙搭飞机去伊利诺看妻儿。
       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鼓掌。原来，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到医院来，院方起初还以为她是弃妇。
       她的个性就是这样独立。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即大约预产期前一星期，我回伊利诺照顾她，结果她也没有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但她还是频频赶我走：“呆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不能一成不变，须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看似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成功露头角
       我第一次和好莱坞片厂合作，是拍《理性与感性》。主角艾玛·汤普逊是大明星，又是编剧，无形影响力很大，但她满支持的。拍这部片时，我一直在“挣”我的权威，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起我拍西片的本钱。
       开拍第一天就是凯特·温丝蕾面对母亲的一大段独白，大家都拿着耳机在隔壁房间听我怎么导戏，压力好大。
       第一天毛片送回来，大家一看，都说很漂亮，情况才逐渐好转。
       我虽然在细节上尽量学习、模仿西方标准，但在情感表达上，如果又和西方一样，不但拼不过，也无新意，要能够取胜，就得发挥我的长处。所以，我开始注意如何运用影像、情景，去反映角色的内心世界。
       我也深深体会到，在美国当导演，尊重得自己“挣”回来。这不像传统中国导演，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习惯跟人家商量沟通。
       相比之下，我比较习惯西方对事不对人的工作方式，心理负担不那么大，工作也比较有效率。
       《理性与感性》拿下许多奖，票房也很理想。我当时一方面松了口气，从亚洲跳级到国际，有个成就感；但另一方面，同样的路走得多了，也感觉腻味。我必须求变。
       武侠登高峰
       但我真的没想到，数年后拍的《卧虎藏龙》会这般难为。难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武侠类作品的看法颇为矛盾，我始终对它爱恨交缠。
       我爱它，因为它是我们的一种幻想、一种潜意识的抒发、一种情绪的逃避，但我也恨它粗糙。我既希望它能登大雅之堂，又希望保有它野性的狂肆。
       《卧虎藏龙》是我拍片至今最辛苦的一部，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很辛苦换来的。
       杨紫琼没看剧本就答应演出，我告诉她：“我要拍一部武侠版的《理性与感性》，讲两个女人的故事，你演艾玛·汤普逊的角色!”
       她为这个角色付出了很多。她有明星的压力、语言的压力、年纪的压力。记得她才拍不久就受伤，赴美医治回来后，就拍窑洞里的一场诀别戏。她那个哭不是假哭，是真的肝肠寸断。拍摄时，我自己拍片的苦水也被搅动，在镜头后面跟着掉泪。
       竹林戏是个心愿。我想，以前大家都在竹林里打，我就跑到竹子上面去打。
       我觉得演员亲自上阵比较好看，较少用替身。
       有一次周润发的太太离开现场，回来后没见着周润发，就问：“我老公呢?”人家往上头一指，发嫂当场惊呼。因为我们把周润发倒吊起来，从五六层楼高处冲下来。
       章子怡的母亲来探班，只看了一场，就吓哭了。那场戏是章子怡在竹尖上被周润发一脚踹下，头朝下整个人栽下来。
       竹林戏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连乔治·卢卡斯的特技公司也问我：“你们是怎么拍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不是特技效果。
       记得拍摄时我们曾想：“如果用好莱坞的高科技，不知会怎么拍?”如今做高科技的搞不清楚，倒过头来问我们，我觉得很好玩。
       不懈求进步
       2001年3月22日，我从加拿大飞抵洛杉矶，参加奥斯卡活动。到了颁奖典礼那天晚上，第一个奖项最佳艺术指导由叶锦添拿下，之后是鲍德熹拿最佳摄影，谭盾拿最佳原创音乐。
       朱丽叶·毕诺许宣布最佳外语片得主是“《卧虎藏龙》”时，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就这样，前面一直得奖，到后来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就全部落空。但能拿下四座奖已很不容易。我是“没遗憾，但有点可惜”。电影能拿下最佳外语片也算为国争光了。在我眼里，十项提名来得更重要及更有意义，那是对影片整体的肯定。
       一路走来，我不论做人、做事或拍片，一直在调整关系。人生不就是这样?不断学习、调整、求进步。年复一年，要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想隐藏的东西越来越多；得面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过程里试图去除自己的惯性，找出有效使用力道的方法：这些都得学习。
       实力很奇妙；当人掌握一种情况后，就松一分紧张，增一分实力。当人放松之后，才较能深入了解或使用实力。而懂得用实力，也仅是个人的体会，并不见得作品就会更好。作品的好与不好，跟个人的机遇有很大关系。观众的感受力、作品的渲染力，还有个人的命运都是决定因素，不能强求。
       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一直求进步，能够继续拍片、推出作品，希望身体不要坏，做个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