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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这个题目让我受了整整两年的折磨，或许更久。说或许是因为我找到后才恍悟，原来一直莫名其妙的某根神经疼痛竟然也与此有关。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张修桂先生的大作《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皇皇一巨册，同事们都感慨不已。为此我们几个年辈相若的不期而遇在当时的资料室讨论过几次。与谭其骧先生一样，张先生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推出他的第一部个人著作（谭先生当时出版的是《长水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可是仅此一部，足以让我们后辈的多少所谓著作都相形见绌——不，简直无地自容。有人说，那是张先生他们老辈解读文献的能力强。说此话的兄弟出身非历史亦非地理，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全部同意。因为平心而论，单讲解读文献，数十年来前辈后辈中此项能力强的不在少数。也有人说，张先生是跟谭先生跟出来的。此论可谓深契我心。张先生自一九五九年从华东师大地理系毕业分配到复旦以后，长期跟着谭先生画历史地图、做各种项目，就连他自己也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深情告白：“回顾我的研究历程，我非常感激谭其骧先生。”但是，跟谭先生何以就能跟出那样大的学问，现如今典型犹在，而我辈眼见得行行渐远，这却是我感到非常困惑的。
       那之前大概一年多，我比较集中地思考着一个令我十分好奇的现象：谭其骧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他受的完全是文科的训练，工作后也一直处在历史学环境，可是他的地理感出奇的好。他能做纯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析考证，也能按地理学者的方式研究历史人文地理问题。这两点都是常人所难的。无论写文章还是平常论学，他思考问题能够很自如地运用地理学的思维，那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为绝大多数非地理出身的历史地理同行所不及；他论著中对于地理学原理和方法的采择也十分当行，找不出破绽，至少我目前还未能发现。
       过去我一度以为，这大概与谭先生来复旦前的一段经历有关。他在一九四○至一九五一年的十一年间曾任职于浙大史地系，那时他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学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年龄段。在那里他可以很便利地受到地理学的熏陶。可是后来我反复考量，自己就推翻了这一设想。因为从论著中看，他那段时间的学术兴趣与之前之后实在无大区别。按照他在《长水集》自序中所讲，其一，他那时上课的任务很繁重，大部分时间要花在备课教课上，述作很少；其二，在他为数不多的那一时期的论著中，他自认为“历史地理方面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这些仍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路数。事实上，他后来回顾他的研究历程，特别看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因为其中抓住了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方式与植被好坏“这一关键因素”。即，把问题定位在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地理学思路。此时距他离开浙大已经又过去了十一年。
       况且，就对地理学诉求的深度来说，这篇论黄河安流的文章还远不及他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写作的探讨长江流域地貌和水系变迁的几篇，如《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一九七三）、《云梦与云梦泽》（一九八○）、《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九八二）。前面那篇只需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学理念，而后面这几篇则要具体运用到一些很专门的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等自然地理学的知识和原理。这，绝不是多年前在史地系教了一段时间的历史课就能够胜任的。
       毫无疑问，谭先生是一个在学术上不断发展自己、从而逐渐完善自己的人。问题是：在谭先生发展他的地理学智慧的过程中，是谁在起着经常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注意到，谭先生在长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后创建复旦史地所的过程中，先后调进了多名学地理出身的工作人员。谭先生平生文不苟作，极少与他人共同署名，但上述“鄱阳湖”一文在发表时是由谭先生和张先生联名的。该文没有收进《长水集》，谭先生在自序中特地做出了说明：“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文章虽写成于近年，材料、观点却也是在编图过程中搜集、形成的。如对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我们所编绘的图，都是按我当时的研究成果画的，与传统说法迥不相同，但当时来不及把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考订、探索过程写成文字。编图工作结束后，我自己还是由于太忙，只写成了一篇《云梦与云梦泽》；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都交由张修桂同志在编图时所取得的材料、看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以补充修订，写成论文，……我只提供史料和看法，未尝动笔，所以都没有收入本集。”
       如果没有切身体会，看到谭先生这样的文字，自不免得出张先生从中单方面受益的结论。可事实上未必然。这些文章涉及的并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它有很强的特殊性。我冒昧谈一点粗浅感受：做长江流域水系变迁这样长时段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搜集材料这一步并不是太难；思维支点有限，对资料做适当归纳、形成合理观点（不一定要刻意与前人不同），这一步确实很不容易；而后在此基础上将材料串起来，做深度分析、考辨，写成文章，其实难度仍然不小。因为它才是思维的最终定型，之前的观点可以只关注一个个时间断面，而此时必须对整个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做出解释。它不仅需要过硬的史学功底，更需要足够的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基于这些知识的研究能力。其间的艰苦往往是研究者本人难以逆料的。
       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越想便越对谭先生钦敬不已。他老人家实在是厉害，不仅自己学问出神入化，组织项目、分解任务时，也非常高明。譬如，他让邹逸麟先生做黄河和运河的变迁，张修桂先生做长江流域水系的变迁，这实在是一个很知人善任的选择。黄河、运河史料浩如烟海，从中爬梳、整理对文献学功夫要求很高，出身历史系的邹先生对此自然是得心应手；长江流域则史料相对有限，而自然环境方面的变迁极为复杂，正适合张先生施展其所长。假如易地以处，恐怕两位先生都未必能取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么辉煌的成就。
       当然这中间有个过程，张先生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谭先生委以重任的。他在业务上得到谭先生的特别赏识，其实已到了一九七四年。那一年谭先生得到一套刚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地图照片，有关部门请他进行研究。地图出土时已断裂为三十二块，因而第一步工作是将其拼合复原。当时张先生正处在最困难时期，师母长年住在医院，张先生在正常上班之外，既要管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到医院里照顾病人。谭先生体谅他，起先并没有找他，可是没办法，先后找了两个学地理和学考古的同事，死活做不出来。不得已，只好让张先生把地图照片带到医院里，一边陪床一边琢磨。护士走进来，看到张先生手中斑驳陆离的照片，大惊：“你怎么搞起皮肤科来了？”就这样，最终搞出了一个让谭先生感到满意的结果。
       根据这一结果，谭先生当即写了两篇文章：《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从葛剑雄先生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年版）中可以看到，在文章写作过程中，谭、张两位先生曾有过讨论，而且谭先生本来打算与张先生联合署名，遭到当时行政领导的干预，才只署了谭先生一个人的名（《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202—204页）。后来这两篇文章在收进《长水集》下册时，谭先生请张先生代为校阅一过，谭先生为此特地写了一个附识：“根据修桂同志意见，除在文字上稍做改动外，并对原来三处考释做了修正。”
       这次合作对张先生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对古地图研究的浓厚兴趣，经常发表一些专题论文。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的专著中，其第四篇便是古地图研究，包括三章：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古地图、古地图应用及其他。与一般研究者不同的是，张先生绝不仅仅满足于从科学史的角度讨论古地图的技术水平，他更注重充分挖掘古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深入辨析所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并根据图面特征，进而阐发作者的测绘思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说，他很着意把古地图看做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资料，探讨其内容而不仅仅是形式，这当然是非专门家无所措手足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是，从那以后，谭先生对他非常倚重，他和谭先生之间的业务交流越来越深入。
       在那之前苗头其实已经有了。一九七二年秋，为筹建金山石化总厂，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请谭先生去实地考察，谭先生便带上了张先生。在海边转一圈回来之后，谭先生没发话，张先生凭着他在大学里养成的出野外必出报告的良好工作习惯，主动写成了《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也就是这本专著中第六章的前身。那时候张师母已经住院，张先生每天陪完床回家都很晚，于是挑灯夜战，从深夜到凌晨。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文章交给谭先生，谭先生又补充史料、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后来该文揭载于《历史地理》第三辑（一九八三），再后来获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张先生逐渐显露出过人的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赢得了谭先生在这方面的高度信任。也是在一九七四年，谭先生带着同人去东太湖考察，本来张先生并没有去，但后来在写考察报告时，谭先生仍找张先生进行讨论。该报告一九八○年以集体名义发表，后收入《长水集》下册，文末保留了很有时代特点的对执笔人的说明：“谭其骧（调查收获）张修桂（两点看法）。”
       一九七五年，谭先生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编写项目开工，他本希望张先生承担长江一节。但当时张先生还困难着，谭先生很体谅，只好说：你现在没办法，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人。张先生果然给他物色了一个同事。写了一年多，稿子出来了，可谭先生就是无法满意。正好此时张师母已经往生，于是谭先生决定还是让张先生上。由此才有了谭、张两位先生在历史地貌研究方面各用其长、珠联璧合的一段学术佳话。
       现在从《谭其骧后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谭、张两位先生在这一阶段合作的鳞爪：“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为此他们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到湖北洪湖，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湖口等地实地考察过。而这些研究成果，正构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自然地理要素的编绘依据。张先生本人对此有一篇回忆文章，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351—353页），有心人可以参考。
       我常想，像谭、张两位先生这样各自身怀利器的人，聚在一个单位不能说太少见。但是，要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其实很难。而更难的是在长期的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偏偏学术的事情就是如此，只有双方取长补短，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的合作，才有可能取得超越个人能力范围的成绩。谭、张两位先生，年龄上隔着一辈，学术背景一文一理，他们之间显然形成了一种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可遇不可求的合作关系。他们互相切磋，互相成就，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学术上一笔丰厚的财富，更有让后辈仰之弥高的学人风范。
       为了验证这一感觉，我经常请张先生回忆他当年跟谭先生一起工作时的往事。张先生是厚道的，他只强调他跟着谭先生非常受益，无论讨论问题还是请谭先生看文章，常常会得到历史学方面的补充。就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还交待了他在各项工作中所受到的谭先生的启发，动情地说：“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能经常得到谭先生的谆谆教诲，实在幸福。”享受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这种幸福其实是双向的。对于谭先生来说，他既然能虚心下问，自然能从双方的讨论中受益，如果要说幸福，他只会享受到更多一重，因为他同时还在作育英才。据我所知，他是对这两种幸福都能够体会到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听到老师间的一句议论：谭先生生前曾称赞张先生文章“一流”。这句话于我虽然只是间接史料，但对其真实性我深信不疑。我甚至还可以想象得出，谭先生在说这种话时，脸上会带着怎样开心的神情。
       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端，到五十年代以后，整个学科才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这中间，历史自然地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个人素质提出了崭新的挑战。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一些水道研究，但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不做地理学分析，学术价值其实有限。谭、张两位先生在七十年代对于长江流域水系变迁的研究，合历史和地理两学科之力，从现代地理学原理出发对文献史料进行深度解读，可以说是将传统水道研究提升为现代科学意义上历史地貌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沿着当初与谭先生合作时开创的道路，张先生又已经走出了很远。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中，张先生已经可以给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引论”，对历史地貌这一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主干分支的科学属性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并提出一整套研究方法。而作为其基础的，是包括“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演变”、“上海地区地貌演变”、“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古地图研究”四篇共十二章的实证研究。这些内容是在作者三十五篇专题论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而成的，其中第二篇包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文章初发表时大多得过奖，除上述金山附近海岸线变迁的一篇之外，还有五个省部级以上的奖，都是一等或特等。我儿子在扉页上看到这些介绍时觉得很奇怪，问我：“张爷爷为什么只得一等奖呀？”我跟他说不清楚，只好对他说：“那是因为二等以下的奖你张爷爷不要。”
        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八日改订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张修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年版，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