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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说不准房东塞尔玛的年岁到底有多大。但是从她最小的儿子都已三十出头来推论，我估计她最少已经年过六旬。尽管她脖子上的皮肤已经皱得比老树皮还老，但她的双眼却是炯炯有神。
       我和塞尔玛是通过一个学姐认识的。当时我刚到法国，一下飞机，学姐就把我接到了塞尔玛家里。当时塞尔玛正坐在旧式法兰绒沙发上晒太阳，看到我们便很亲切地过来拿行李，微笑着对我说欢迎。然后带我上楼看房间，告诉我她几个儿女都不在身边，说要我把这当成家。我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
       可是一个星期后我就想搬走了。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塞尔玛的独断和自私。她把家里的电话用一个大盒子锁起来，限制我每天洗澡不得超过五分钟，更有甚者是她还限制我炒菜，理由仅仅是因为她不喜欢油烟。我只能跟着她一起土豆土豆再土豆。而且可能因为寂寞，她居然在家里养了三只猫，两只狗。尽管我极力收拾，但还是满屋子的猫屎狗粪。
       我气愤极了，但我还是没有搬出去。相比8欧元一斤的番茄和15欧元一斤的苹果，一个月的房租40法郎，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事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每天都这样安慰自己。可是事态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走向平和。每天晚上我打工到12点才能回来，她又多了一条禁令:不许我开灯。当我那天晚上一脚踏上一坨猫屎时，我发出了一声尖叫。接着穿着睡裙的塞尔玛便从卧室里冲出来，大声指责我影响了她休息。
       我委屈极了，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开始用她那个破破烂烂的录音机放迪斯科。
       一个星期六，我向塞尔玛借了她小儿子那台旧电脑，却发现显卡有些问题，于是我特意叫了一些学计算机的同胞来帮我修，可是塞尔玛一直站在门边，不肯出去。晚上我跟塞尔玛说，我要打电话。她却突然对我说，他们有没有换走我电脑里的硬件?
       我呆了，她竟然这样不相信我。所有的委屈一下子爆发了，我对着她大叫:塞尔玛，中国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然后我在给妈妈的电话里嚎啕大哭，泪如雨下。塞尔玛一直看着我，然后递给我一块毛巾，我看都不看她。她叫我，她跟我说对不起，她说她误会了，中国人很优秀。我看着她撅着嘴，像个做错事的小孩。我止住了哭，但我还是拒绝了她的拥抱。我说，请叫我乔安娜。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听她用我的母语把我的名字叫成愚小猪，然后我破涕为笑。
       那个晚上，塞尔玛破天荒让我下了厨房。她尝了我煮的面之后，赞不绝口。她说以后准许我下厨房，可以开灯。她的笑让我如沐春风，以为今后的日子可以和平相处了。
       可是第二天，我在浴室里多呆了一会儿，她又来敲门。
       我郁闷极了，一个人跑出去。附近的圣坦尼斯拉广场天空蔚蓝，一切都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教堂里做弥撒时悠远的钟声，天空飞过的鸟群，带给人无与伦比的宁静。可就在我回家的时候，被飞驰而过的摩托车剐倒了。我的腿疼极了，我挣扎着爬起来，却惊慌失措，下意识地就拨通了塞尔玛的电话。有那么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想她也许不会理我。可是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了塞尔玛急赶而来的身影。
       羞愧于自己的自私和小心眼儿，躺在病床上的我难受极了。虽然只是骨折，可是我没有办医疗保险，这在法国是要付一笔极其昂贵的医药费的。坐在旁边的学姐一直在安慰我，说医药费没关系，大家会想办法的。
       我问她，塞尔玛呢?
       她摇摇头，笑着问我，你不是不喜欢她吗?
       可是关键时候，还是她把我送到医院的呀。
       出院手续是学姐给我办的。我正不知道该如何报答的时候，她却说要带我去广场见一个人。
       春光明媚的圣坦尼斯拉广场，阳光正好，生命正好。我突然看见空旷的广场那一边，塞尔玛穿着鲜红色的衣服在跳舞。她的身后是那个破破烂烂的录音机，而她的面前，是一沓零钞和一张纸牌，纸牌上面赫然几个大字：帮帮我的中国女儿。
       霎时，我的灵魂被击中了。
       学姐轻轻地告诉我，出院手续其实是塞尔玛帮我办的。她一直严厉地要求她身边的孩子，而正是由于她严厉的教育和在生活上的一丝不苟，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已经是巴黎市的高级法官，另外两个都是议员，深受市民爱戴。
       难怪她只要我那么低的房租，难怪她要我把这儿当家，难怪她会在关键的时刻为我筹钱，原来她一直是以法兰西的习惯来要求我，原来她真的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对待。
       塞尔玛，我朝她飞奔过去。我要和她来一个深深的拥抱。
       (王昱婷、刘超摘自《女报》2003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