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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习惯了，每个月的二十号之前的那个夜晚，我要把编辑手记赶出来——不到最后的一刻，手记便不能降生。远处有一些汽车驶过的声音，灯火照耀着，那些将在十天后与读者见面的文字在夜中终于排成行，而后被我送到邮件中，传到第二天早晨才会被打开的那一头。多半，我会在第二天用红色标出一些笔误，改写一两个句子，托付学军和学平，帮我一一校订过来。
       手记是夜的孩子。一百三十五个月，这是最年轻的一个。
       读吕正惠先生的文章快到末尾的时候，心里忽而受了触动，是因为他提到了幸福。他是这么说的：“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花二十年的时间，孤立于潮流之外，完成对自己的改造，这样的说法对许多人而言大概是难以和“幸福”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太久了，在我的周边，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这个词像是消失了一般，我因而感到了触动。这篇文章谈的是台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但若放在中国大陆的历史里，我们经历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否定、再否定，又何尝没有许多的相似和重叠。这篇文章透过时势变迁看台湾社会的潮起潮落：一些思潮借势占据顶端，吸引大众，而另一些思潮却在突起之后迅速消散，或者走向败亡，或者茫无头绪地走向了另一边，各有其复杂的因由。如今，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在为这个短促的世纪而争论，但大概很少人想过要像吕正惠先生这样把历史叙述作为完成对自己的“改造”的途径吧？在台湾，吕先生的这些看法会激起多少波澜？我不知道；他的历史叙述能够说服曾经和他同道的当年的乡土派吗？我也不知道。但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而体验到幸福，这实在是这个时代里最难得的经验吧。
       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咖啡厅里，我和陈映真先生、吕正惠先生随意地聊着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吕先生，时间是上个世纪末的某一天，下午。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的争论正在“浮出水面”，理论的思考尚未展开，“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名字已经满天飞舞了。这也是时势使然。陈映真先生教我以鲁迅的作战方法，我先前只是在书本上研究，这回想着要实行了，却总还是没有养成应付“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好方法。如今，陈先生在病中，我已经久不见他了。两天之前见到吕先生，又想起了那个下午在王府井附近的咖啡馆里他说的那些话。他的预言在二○○○年应验过一次，今年又应验过一次。这是多么真实的经验。也许，有一天，我也会从这些经验中提炼出吕先生所说的“历史观”，在荒谬和曲折之中完成一次自我改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吕先生所说的幸福是和再生相关的，也是和信念相关的。在我的心目中，陈先生和吕先生都是“理想性”的人物，只是由于经历、背景和思想的源泉的差异，他们安置自己的理想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夜已经完全地静了下来，连偶尔响起的汽车声也好像要消失了。这第一百三十五个月的“夜的孩子”就算是献给病中的陈映真先生和仍然在摸索着“一种更大的历史观”的吕正惠先生的祝福吧。
       这会儿其实已经是黎明，但仍然是明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