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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克先生的文章是根据他在《读书》的座谈整理而成的。德里克先后担任杜克大学和俄勒冈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国际主义者，但每次见到他，我仍不免想到他是一个土耳其人。这回读他的文章，又让我想起两年前在伊斯坦布尔的访问。
       伊斯坦布尔地跨欧亚，在这个城市里漫游，点点滴滴，每一处斑驳的墙壁中都渗透着历史的碎片与痕迹。除了奥斯曼帝国的皇宫中那些保存完好的、来自中国王朝的礼品之外，我也一直想寻找这个国家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但踪迹难寻。在二十世纪，对于土耳其，遥远的想象和探寻常常比实际的交往更为让人记忆深刻。一九一○年，辛亥革命的前夜，胡汉民在《民报》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分析前一年土耳其爆发的革命，为中国革命召唤新生力量。在此之前，一九○八年，同盟会在河南的领袖人物张锺瑞在《河南》杂志上发表《土耳其立宪说》，召唤以革命行立宪，在他的笔下，亚洲国家中“介于似亡未亡、似兴未兴之间者，唯我国与土耳其两国而已”。在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遥远的国家曾经给第一代中国革命者提供过灵感？
       二十世纪的初期，共同的历史际遇（列强压迫下的“东亚病夫”与“近东病夫”）让两国的革命者产生过一种“同命运”的感觉，但时势流转，到五十年代初期，两国的年轻军人却在距离土耳其万里之遥的朝鲜兵戎相见。当数以千计的充当“联合国军”的土耳其士兵丧命远东战争之时，许许多多年轻的土耳其人开始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年轻军人要到万里之外去送死？朝鲜战争在一代年轻人心中埋下了种子，当他们的“六十年代”到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青年在反战的运动中，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思想和价值，吸引了许多土耳其青年。为了理解中国和中国的革命，他们开始学习中文，而其中的一位就是德里克——他离开了土耳其，将研究中国当成了终生的事业。也许更准确地说，他是将研究中国革命当成了终生的事业。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研究里，他对中国革命的执著，实在是一个异数。德里克对当代历史研究的评论，就个案而言，也许不够体贴入微，也常常因此引起争论，但他对时代思潮的变化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呈现的分析，却往往击中要害。
       就像当年的胡汉民、张锺瑞对土耳其的兴趣产生于晚清时代的急迫的政治氛围一样，德里克对中国革命的兴趣必定也植根于他对自己的社会和时代氛围的理解吧？他的主要研究著作几乎都与中国革命有关。早期的代表作《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是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极富洞见的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等等，光看书名，就能够闻到一种源自二十世纪革命的气息。就是在那次旅途中，我遇见了一位德里克当年的熟人，她向我讲述了德里克因为拒绝当兵而离开土耳其的经历。
       这是一个“土耳其的六十年代”的故事，一个与中国相关却又与中国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时代情境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