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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的一个夏日，当我在张昕老师家第一次看到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六十年前的团体日记时，惊讶和惊喜的心情禁不住溢于言表。
       那是两个几乎散了架的旧本子，黑色半硬半软的封面上压着仿皮纹路，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但手感仍然细腻厚实，纸页台头上的花纹仍然鲜艳醒目，给人一种高质量的感受。在那一页页有着黄色印迹的纸上，是日记主人们六十多年前的笔迹，它们或深或浅，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那是十几个人用不同的字体写下来的，他们记录了从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十月近一年的日子里，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也称：山东省教育厅战地移动剧团）的成员郝龙、荣高棠、杨易辰、荒煤、姚时晓、郭同震、方深、程光烈、王拓、张楠、张瑞芳、张昕、庄璧华、胡述文、管平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的演剧生活，记述了他们所处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情况，以及陷于动乱之中的百姓的颠沛流离。
       翻开第一本日记的封面，“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愿我永恒·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始·璧华 ”几排竖行字豁然出现在面前。
       一九三八年初春，年轻的剧团成员庄璧华在这个本子的扉页上用黑色的墨笔写下了这些字，还在它们的右下端画了几个发光的小星星。在写下这些字迹的时候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愿我永恒”无疑是她最想要表达的心声。从一九三七年八月离开北平，他们已经经历了半年多的战争漂泊。这些家境尚好的北平大学生，离开了书斋、家庭，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奔波，危险、疲惫、不顾一切，连绵的流亡生活并没有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着的热情，这位女团员用“永恒”这样的字句表述了自己和同伴们在艰苦生活中韧的精神和对前途满怀着的希望。
       庄璧华是剧团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大家因此称她庄大姐，她是在济南由平津同学会介绍加入剧团的，她的阅历似乎比其他女孩子们深，一双脚有着缠足又放足的痕迹，但她的热情却一点都不亚于比她小的同伴们。已经弄不清这本日记的最初动议是不是由她个人而起的了，但从二月二十三日直到三月二十六日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是由她记录着团体的生活。她写得很认真，字体工整，描写生动。团体每天所做的工作、演出，会见的人，参加的活动，会议讲话内容等都基本记录在案，这使得即使是在很多年后，也让读者——当初他们并没有料到以后会有许多人读他们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除了认真，她还充满了热情。战争是残酷的，然而战争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勇敢无畏和热情。没有热情是无法在那样动荡艰苦的生活里，每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在黯淡的烛灯下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的。这热情还表现在她的日记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事务记录，而是详细地描述出耳闻目睹的许多细节。新的生活裹挟着新的人物迎面而来，无论是第五战区的司令员李宗仁，或是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派员等高层人物，还是直接领导着剧团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抑或是台下的普通士兵、看戏的孩子、民众，只要印象深刻，她就写下来。这其中，她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在战争中搏杀着流着血的普通人。
       在三月七日的日记中，她写下这样的场景：
       一阵如雷鸣的掌声中，一位饱受战争的弟兄在幕前出现了，在淡淡的灯光下，刺人耳目的雪白的绷带，裹着民族的仇敌给与他的伤。然而他并不因为受伤而没有气力，说话是那样的响亮有力，话虽简单，每个人都被感动了。
       在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她详细描绘了大雨中从菏泽退下来的散军，他们三三两两在雨中踯躅着艰难行走，赶马车的车夫缩避在墙边哆嗦着身子，而车上躺着的受伤军人，因为无法行动，在雨中默默地淋着……
       她不仅描述细节，也随时写出自己的感受，这感受因为有着热情而变得独特，甚至于一些很琐碎艰苦的事情在她的记录中也带上了一种冲动和诗意。比如在天还是很冷的早晨上早操，“我们在淡淡的阳光下上着早操，身体感到了从未有的舒适”，“地上的霜被太阳晒化了，我们却站在那里唱歌，对面河水在慢慢的动，从未有过这么美的时间……”又比如，这些不久前还过着优裕生活的女生们在冻手的河水里洗衣服，“微弱的阳光照着浅绿的水，东南风掀起来水面的皱纹，大的白的被单摇动着，红的手，有点冻得痛，但是坚强的心理支持着我们，始终和冷水挣扎着”。就连和上前方的同学们告别，那种不知何日还能再见的心情在日记中也变成了一种豪情，“互相的祝福，互相的敬礼，怎样来交流我们的感情呢。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我们高歌，愿我们同志们好运。互相的加勉着，为着我们的祖国为着我们的青年的将来，努力吧！愿我们中华的青年都从歧途中找到平坦。”日记中没有什么黯淡和忧伤的情绪，有的是在热情的鼓舞下努力工作面对战争的勇气和力量，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他们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和激情，这或许就是被人们称作信仰的东西。
       然而，信仰也还是有着个人的不同立场，面对何思源向他们提出的有关个人政治倾向的问题时，庄璧华这样讲述自己的观点：“不过我们自信着，我们既然来参加大时代，当然是为着促进大时代的历史有意义些，我们是不会偏向于一党或一个人的，我们永远的要作公平的批判家，不论任何事有缺点，任何人有缺点，我们要毫不客气地说……”她是这样写的，说得很真心，抗战的热情并不因为没有“偏向于一党或一个人”而有丝毫的减弱，这恰恰体现出她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或许到底年轻，到底是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她渴望着做一个超出一切党派有着自己独立立场的自由人。不过，她的这些观点并不能代替她的伙伴们。在她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她的伙伴们有的已经是共产党的骨干，有的则早已在为国民党效力。而且，随着国共两党的分裂、政治权力争夺的日益激烈，这种想法也越来越不现实，个人独立的空间在政治斗争的残酷挤压下几乎消磨殆尽。事实是，后来庄璧华也跟着大家到了延安，但又离开了，离开的原因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表面上是因为放过足的脚跟不上队伍，但更多的却好像是精神上的无所适从。后来，她辗转回到北平住在石驸马大街的房子里，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拒绝了剧团同伴郭同震要她一起去台湾的提议，一个人留了下来。
       很多年以后，这个团体的人知道了她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在一个说不上名字的小街道作坊里糊着纸盒。周围的人有谁能想到她曾经写过这样充满热情的日记？有谁能想到她曾经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和同伴们毫不畏惧地奔走，不知疲倦地歌唱、讲演，每到一地就立即教士兵、老乡、孩子们唱歌。她自己还记得那些青春的岁月吗？记得在初春的车站上，在士兵出发的列车前，他们是怎样地用着青春的全部热情来呼喊着口号，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在那个有着黑色封面的本子上写下“愿我永恒”，又是怎样地相信“永恒”的吗？后来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她的那些自由主义的梦想是否已经烟消云散，人生的航船又是在哪里驶向了歧途……那时候，她的同伴们有的已经是政府的高官，有的成为名声显赫的著名人物，她却在狭小的屋子里靠糊纸盒谋生……即便如此，谁也无法质疑这宝贵的团体日记是从她而起，日记中散发出的热情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岁月的消磨也不会散尽，而她留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的笔迹依然是历史的见证。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徐州云龙山的半山坡上，移动剧团的同仁们沐浴着阳光和清风围卧在一起，召开了团体的改组会议，除了讨论决定了许多关乎团体前途命运的大事以外，还决定了由全体团员每人一星期继续这部日记。从那时候起，这部日记才真正地成为团体日记。
       这是一部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日记。毋庸置疑，其中很多片段都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比如：他们是如何利用戏剧鼓舞民众以及他们创作的主要剧目在抗战文艺中的地位；关于战时如何利用环境和条件进行宣传以及战时演剧形式；关于战时国民党动员委员会从上到下的机构、活动、作用；关于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和他的讲话；关于和白崇禧见面谈话，关于台儿庄胜利后的纪念活动，关于菏泽被日骑兵突破防线后的大撤离；关于非常时期的难民收容所的情况；关于让他们难忘的抗敌英雄张自忠……
       在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张昕写下了这样的情形：
       张（自忠）军长来和我们谈北平事变以后外界人对他的误会，他一再的说：“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在平津仍属于中央的时候，我们就受够了日本人的气，若是现在就更难受了，谁愿意做他们手下的官呢！”
       张军长问我们“你们以为最后胜利是不是有把握呢？”“我们每次打仗，总得牺牲三四千人，一次三四千，合起来就很多了，而且得不到代价，这次临沂的胜仗是因为长官抱了这样的决心——合小仗儿为大仗，不再怕牺牲，这样还可以换回相当的代价——而胜的。”……
       诸如这样的记载，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
       然而，这些并不是这部日记最显著的特点，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生活的真实日记，它记录了许多看似平常却是我们的正史中很少提到的事情，日记的主人们对战争的体验来自那些非常具体的事务，如战争中的吃、住、行，战争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个人存在的国民党军官……描述自然、真实，读起来也就很有意思。
       有关战争中的宴请就是一例。在日记中，移动剧团在第五战区受到的宴请竟然如此之多。上至司令员、特派员、部长、秘书们，下至县长、乡长、村长，宴会从大到小，层层都有，吃得东西也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各式各样……这真是战争中一道特殊的景色。
       三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庄璧华形象地记录了李宗仁在济南的一个大的宴请场景：
       六点多钟门口就车马盈盈，在小食堂里李宗仁请各委员吃饭，人虽不成千上万，但都是要人，所以在寂静的草堂里，即刻换上严肃逼人的空气，灰色的昏夜里，戴着钢盔的弟兄们为他们的主人放着哨，电筒向着每个黑影射着，拷问着上哪里去，初春的夜气还有些逼人。
       屋子里呢！电灯光比太阳还要刺眼，笑声从窗隙间传来，玻璃杯相撞的声音是那样响亮动人，筷箸在飞舞着。
       车马盈盈，筷箸飞舞，笑声夹杂着玻璃杯的撞击声从窗棂间流溢出来，如果不是花园阴影里那些戴钢盔持枪的“兄弟”，谁能看得出这是在战争的间隙里。然而，即便是敌兵压境，上层人物也仍旧保持着优雅高档的生活方式，前方在流着血，离前方不远的地方仍旧推杯换盏笑语四溢，尽可能地享受着奢侈生活带给人的快乐。记日记的年轻人感到了苦闷，在那玻璃杯碰撞所发出的清脆的声音中，想到了成千上万的劳苦民众，
       我们演的是“饥饿线上”，是为那成千成万的失业的劳苦大众作呼应，这些不愿做汉奸的人们为生活却在歧途上愁苦，我们愿意向长官们提出在抗战中最严重的问题——民生。
       然而，他们还是不得不经常地出席那些来自上层的宴请，一些国民党的官员们把宴请北平大学生们作为一种快乐，同时也借机炫耀一番自己的战绩。青年们苦闷着，在三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庄璧华写着：
       四点半钟李专员——明扬，请我们在金钟社吃饭……吃了饭，满足了嘴的要求，但是实际上，用理智想想，我们是不应该在国难期间还有些无味的应酬，破费金钱不算，耽误时间很可惜。
       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还是庄璧华写着：
       铁路管理局的石主任请我们在徐州食堂吃西餐，时间消磨得太多了，等我们到中山堂时，人已经满了，观众超过了我们在徐州演戏的记录……
       仅四天的时间就有三场应酬，是沉湎于享受还是对战争的残酷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方面是豪言壮语，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纸醉金迷生活的留恋，那些生灵涂炭的百姓其实离这些官员们很远。
       四月二十七日这天的日记，记录了两次饭局：一次是上午洋河镇各界公宴移动剧团，一次是下午洋河小学职教员请吃便饭，连乡镇各界和小学也要宴请了，可见层层的官员、士绅谁都不放弃吃饭的机会，谁都想要抓住享受的尾巴，这是不是表现了一些人在战争中的一种心态呢。荣高棠在日记中写着，他们已经到了“一听到宴会无人不头痛”的地步了。很多年后张昕回忆说，她反抗的方式是拒绝参加宴会，而程光烈反抗的方式却是去，而且使劲地吃。无论是何种方式，他们的内心都充满着苦痛。他们无法不头痛，因为他们放下酒杯奔赴的是士兵和民众的最底层，看到的是百姓的离散饥饿和士兵的流血。他们处在两极之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宴请除了能够满足肚子的需要外，带给他们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闷，这和他们想象中的战争不同，和他们追求的精神上的崇高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们的热情似乎在官员们的餐桌上受到了嘲笑，他们的心情就在这中间变得越来越沉重起来。这些，在日记中是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的。
       应当说，这部日记在记录战争生活的细节上是非常逼真的。然而，真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部日记的真实也只是部分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说话一向有些尖锐的三妹（张昕）在四月六日的日记中说，日记已“成了生活与工作上的渣滓”。那些十分宝贵的对生活和工作的描绘，在当日却被任性的三妹说成了“渣滓”，那么一定是有更多的更实质的事情没有记录在案。是什么呢？其实，那正是他们当时心照不宣的事情，也正是今天我们在读日记时不能不感到遗憾的——由于政治条件所限，日记不可能把当时真正活跃和掌控着剧团的两股政治力量的活动写下来。
       一股是以何思源为首，加上作为团长的钟志青所代表的国民党的力量。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于“七七事变”后沦陷的北平，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他们在中共北平地下党书记黄敬的秘密领导下，通过沈钧儒的帮助，由张道藩介绍给何思源，成为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何思源，这个曾经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留学美欧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书生，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他对自己属下的这支北平大学生剧团，既在政治上寄予一定的希望，又表现出了对青年人的些许宽容和关爱，日记中何思源的出现基本是个人化的。而钟志青，这个国民党中统特务、中校军官，由于多数人对他的反感，日记中只有一些事务性的记载。
       另一股是共产党的力量。移动剧团从组建开始就由共产党暗中领导着，他们以荣高棠为首，党员有杨易辰、张楠、程光烈，姚时晓中途接上了关系（还有直到分手也没有接上关系，如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荒煤）。他们有组织，有行动，但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严格地保守着秘密，直到最终与何思源摊牌分手，把大多数人带到延安。这种种精心的安排筹划与上级组织的联系等等自然不能堂而皇之地记录在案。但日记中并不是没有流露，细细读，就可以从那些粗略地记录着他们行动的地方看出蛛丝马迹来。
       如三月二十九日，张瑞芳在记录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组活动的日记中写道：“从汉口回来的北平同学武衡同志，报告全国各地救亡情形，并给我们团体改组问题许多可贵的建议……”事实上，武衡正是中共党组织派来联络工作的。当初张瑞芳未必清楚，日记上也不可能写明。她倒是在四月一日的日记中生动地记下了武衡这个富家子弟，如何在会后在自己的家里——万生园糖食公司招待剧团的同仁们大吃一顿，吃不完还可以拿着走，于是大家带走了许多饼干、青果、果脯等。又如六月二十六的日记说“大楠和小荣到汉口去办理一切”，其实，他们正是到汉口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去了，和他们接头的是任仲夷，那时他正负责平津流亡学生的组织工作。那次到汉口十分有趣，出身于将军家庭的大小姐张楠，由于整日在农村乡间土路上奔波，进了大城市竟然不会走路了，在繁华的汉口大街上她紧紧地抓着荣高棠的袖子不放，生怕被人流和车流冲散，可惜这些并没有被记录在案，但这也使得日记充满了神秘感。
       很多年后，在“文革”的滔天巨浪中，这部日记因其中人物的重要身份引起了中央专案组的注意，电影界的造反派们更是把日记的每一页都细细地读过，几乎把两个本子翻得散了架。他们绞尽脑汁地揣测着日记背后的故事，不仅用红笔在他们认为可疑的很多地方（如上面的举例处）都划出了杠杠，甚至根据日记拟出了移动剧团的路线图，制作了几乎占据整面墙的大地图，高高地悬挂起来，夜以继日地对着地图苦苦求索。他们还派出了不少人沿着地图上的路线实地追踪，希望能够一举破获一个国民党特务集团的大案。日记的主人公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连解放后他们时常在荣高棠家聚会，也被说成是“定期接头，交换情报”。
       大案确实是有的，那就是很多年后谈起来都令剧团同仁惊诧不已的神秘人物郭同震（后改名谷正文），这个民先的“杂牌”队长，至今给他的同伴们留下的印象还是一个热情、直率、急躁的抗战热血青年，但其时，他已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了。张昕在四月二日的日记中描述了剧团行将转移，唯独郭同震不见踪影的焦急情景，荣高棠找来找去一脸的不快。事后，郭解释说是修表去了，但很多年后他自己承认，他是与自己的组织接头去了。
       可以说，这的确是一部隐藏着很多的秘密的日记，在日记的背后藏匿着不少曲折的故事。日记中代表了国民党力量的三个人物的命运又是这样的充满着戏剧性：何思源后来作为北平市长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成为中共统战对象，身居高位；郭同震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带领军统组织的人马飞往台湾，成为在肃清台共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功臣、台湾特务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制造了一系列震惊政坛的大事件；运气最不济的当属钟志青了，他在解放后不久被共产党所杀，据说死前他说过：我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既然知道了为什么又在和荣高棠们分手时喝得酩酊大醉难过地号啕大哭呢？这也都是故事了。
       许多有趣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和人物，在当时其实都是极其平凡的。但平凡的事情中又总是隐匿着许多的不平凡，这就是历史。这部解放后被人们、甚至当事人淡忘了的日记究竟还藏着多少故事，真是太值得人们去琢磨了。
       还值得一说的是这部日记的风格。因是团体日记，每人一周的写作便形成了风格上的浑然不同：庄璧华的日记充满了热情和幻想，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很“小资”，张楠的文笔就老练和大气得多；荣高棠的日记更有全局性，这和他对全局的掌握有关；程光烈的日记除了较详细还和他本人一样充满个性；张瑞芳的日记较温和，细腻；张昕的日记显示出她的任性，总是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还有点尖刻（例如在四月八日日记中，写到行军时有人坐车，有人步行时说：走的直流汗，不走的，汗都由驴来出了）；杨易辰、王拓、方深、姚时晓的日记虽然数量较少，但其写作却显示了三十年代大学生、文人的水准；胡述文的日记认真仔细，小管的日记和年龄一样有些幼稚还像个孩子；郭同震的日记却是简练、极富条理性、绝无废话……可惜的是，日记中没有出现荒煤、还有那个一直作为团长却时刻被大家提防着的钟志青的笔迹。日记中有人（女生）对女性写作较多、男性却忽视这个工作做出了批评，当然这或许和男性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而且更多的是和写作无关的工作不无关系。还有爱情，年轻人的爱情就像山野里的花草一样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恣意地开放出来，开放得如此自然和浪漫，后来他们中间竟有四对人结成伴侣（荣高棠、管平；荒煤、张昕；张楠、王拓；方深、胡述文），并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越重重障碍白头偕老。但在当时，他们理智上坚持认为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自然不会记录在团体日记中，这实在令人十分惋惜。
       很多年后，在他们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波折进入老年后，他们也有了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但在这些文字中很少有人提到这部日记。应当说他们的疏忽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历史将他们塑造得更加成熟和政治化，他们在叙述历史时习惯把个人的成分掩盖到越少越好，突出的是党的领导、集体成绩以及对国民党的谴责。而日记不但没有更多地记录党组织的活动，还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和“小资”味，对何思源、钟志青之流也没有什么批判。可以说，当年日记的叙述主体是一批怀抱理想的小布尔乔亚，他们的叙述中心是“青春与抗敌”，而后，不但叙述的主体变了，叙述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记并不符合这种政治需要，于是，便这样在政治化的生活中渐渐地被疏远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真正忘记青春的感受，真正让人们感动的也正是这种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真实感受。正如很多年后，九十多岁的老共产党人荣高棠提到那些日子，还会眼里闪动着泪花说：“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啊！”而那个因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周恩来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被人们用惊愕的语气提起的郭同震，也同样远在台湾充满感慨地说：我怀念那些日子！
       这部日记便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历史的原点，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大时代，和那些人一路走过来的风尘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