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勇约好在北京小王府见面。王勇是那里的老板。
小王府在京城小有名气，是外国人和一些高级白领经常出入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
我是1987年从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英语专业。
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那是一份很安逸、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那是一成不变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让我感到很压抑，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了。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生产航空发动机的美国公司，我是高级业务代表。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川流不息，像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像蝼蚁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高级业务代表，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可是，哪里才是属于我的一个舞台呢?
我又开始苦恼。
有一天，我仍像往常一样站在窗前胡思乱想。我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楼下那片自行车停车场上，我看见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又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离去。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将那片场地租下来，自己干。马上，我又为自己这个大胆而荒唐的念头好笑，怎么也不能放着外企高级业务代表的位置不坐去看自行车呀。可是想法一旦冒出来了，想赶也赶不走。那段日子，我常站在窗前看着那片自行车场地发愣。为什么不能呢?赛特生意兴隆，有物流就有人流，有人流就有财流。可是那片自行车停车场的财流又在哪里呢?光靠存放自行车肯定不行，存放一辆车当时才5分钱。我开始冥思苦想，想琢磨出个赚钱的门道。
有一天，我突发灵感，赛特周围分布着各国使馆，高级写字楼，高档宾馆，是外国人出入最多的地方，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什么，不就是看民情民俗民风吗?而北京的民情民俗民风主要集中在胡同里，集中在胡同的四合院。要去胡同里看风景，最好的交通工具应该是两个轮子、脚一点地就能站住的自行车。而且，外国游客若骑自行车逛北京，汇入车流人流中时，会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
我为自己的奇思妙想激动不已。
当我找到自行车停车场的主人，提出想租这片场地时，对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认识我，知道我是那家美国公司的高级职员，开始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哪有放着白领不做，要做一个遭人白眼的看自行车的。后来见我是认真的，才跟我签下了合同。拿到了合同，第二天，我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听说我要辞职，同事们以为我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要跳槽，后来知道我是去楼下看自行车，他们惊愕的表情不亚于听说一个人要跳楼。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我才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打到最底层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早上7点钟不到，我就斜背着包站在空旷的停车场，等着前来存车的顾客。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一位年轻人。他锁上车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5分的硬币。我的手有点哆嗦，那枚5分的硬币像炭火一样落在我的手心里。我将它匆匆地放进了包里。
不一会儿，在写字楼上班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有许多人是骑自行车来的，其中，就有我原来的同事。那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场面：同事推着自行车过来了，我迎上去将他们的自行车摆放好，然后他们给我5分钱。不但我难堪，我的同事也觉得难堪，他们有的人甚至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我，匆匆地将5分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了。
那一天，是我的自尊心备感痛苦的一天，也是我的灵魂备受折磨的一天。当夜色深重，我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我对自己说:“有了今天的经历，你还有什么干不了的呢?不是别人将你赶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是你自己选择的，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
超越了自尊和虚荣，我有一种获得了新生的感觉。
第二天，我将全部积蓄拿出来买了80辆崭新的自行车，有普通车，也有山地车，并在停车场挂上了“北京王师傅租赁自行车店”的横幅，广告词是—“自行车是你在北京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一些进赛特的中国人很好奇地走过来，他们说骑自行车游北京城太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
当天我就租出去了20多辆车。一辆自行车一天的租金是20元。
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一传十，十传百，一些外国游客到了北京就直奔我的店，租辆自行车就自己逛北京城去了。80辆自行车常常不到一个小时便租完了。
需求就是市场。半年后，我又在建国门和北京站开了两家自行车租赁连锁店，一共有600多辆自行车。每天，我背着一个包在这几家连锁店之间奔忙，没有办公桌，更没有办公室，身上背的包就是我的办公桌、办公室。
有一天，我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在美国的CNN里看到了“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
当时，我甚至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在全市建一个自行车租赁网络，实行电脑化管理，无论是市民还是外国游客，只要持有一张自行车卡，在北京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租到一辆满意的自行车。
可是要建立这样庞大的网络，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我只得将这个计划暂时放下来。
不能建立庞大的租赁网络，不能使更多的市民参加进来，自行车租赁连锁店的发展空间就不会太大。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上很坚决地关掉了连锁店，因为我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等待上。
那时，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已经开了3年，生意正做得红红火火，突然宣布关门，很多人又很不理解。
每一次降落都是为了更好地起飞
其实，在关掉连锁店之前，我已经想好了下一个目标。距离赛特不远，有一条僻静的胡同，那里大都是年久失修的四合院。虽然这里离赛特很近，与那些使馆区、高级写字楼近在咫尺，可是那些物流、财流却在这里拐道而行，甚至连个漩涡也不打。
我琢磨着如何将不远处的财流引进来。我觉得在这里开饭馆比较好。
我毫不犹豫将自己又一次打到了底层，再一次从零起步。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从零起步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它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又一次超越。就好比一架飞机。起飞，降落；再起飞，再降落……每一次降落只是为了给飞机加上油，让它再一次起飞。对于我来说，每一次的降落与升起都是一次快乐的旅行。
我用6万元在胡同里租了一间半平房，一间做餐厅，半间做厨房。餐厅里摆了6张桌子。我给我的小饭馆取名叫“北京小王府”。“府”在北京是“家”的意思。
我终于能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自编自导自演了，这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感觉。我别出心裁地给餐桌铺上了深蓝色的桌布，餐桌上摆放着当天采摘的鲜花，而餐具则是古色古香的中国瓷具，古人说“美食不如美器”，这样的餐具让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
小王府的服务生全部是男生，这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我为他们设计了一种竖领的白色制服，上面钉着金色的铜纽扣。从客人走进小王府到与他们道别、目送他们离去，我一共制定了12条服务规则。我给厨师设计的是一种很别致的白色长围裙。我自己的服装则是有“行政总厨”标志的白色制服。
客人走进家里，端上什么样的饭菜呢?
我端出的是货真价实的“私家菜”。所谓的私家菜，就是北京四合院里的大妈们日常做的家常菜。
做餐饮不是做餐食，餐饮是一种文化，家常菜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最想了解的、最想品尝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
我们还推行“无理由退餐”，即使是客人自己点错了菜，哪怕炒好了，端上了桌，我们也二话不说地退。
真应了那句“酒好不怕巷子深”。靠口口相传，来小王府的人越来越多。来小王府的人，有住在附近高级公寓的外国人，还有带着家人的驻外使节。小王府的生意越做越好，有时客人多了，不得不排队等候。半年后，一间半房便向左右扩张成了五间房，再半年又扩张成了一座两层的小楼，第二年，小王府占据了整整一条胡同。
后来我又在其他几个商务区开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第四家店。
最近，我的第五家店又开业了。不同的是，我在大厅里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一样的餐厅，我就是要给客人一种不断变化的新感觉。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喜欢变化，这也许是我将自己一次次打入底层的性格中的原因。
在我的眼里，餐厅就是人生，它和剧场有着惊人的相似。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不久前曾来北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做导演时，他说，我之所以会做导演，是因为我做过跑堂的服务生，一个好的餐馆其实和剧场相似，有前台、后台，有道具、灯光，演出的空间就是餐厅本身。
每天，当我穿着制服走进餐厅时，就好像演员走上了舞台，有一种兴奋，有一种激动，也有一丝紧张。
有人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不敢说将来，因为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干什么。但我先要完成中餐工业化革命。别以为我是吹牛，我已经在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这就是：使中餐的加工生产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已开始筹备在商务区建立“商务厨房”，为商务区的白领送配餐，保证20分钟内送到顾客手里。3年后我们将拥有一个巨型的、现代化的符合国际标准的餐饮配送中心，力争在2008年成为奥运会的配餐中心。
我是一个喜欢梦想的人，一个梦想实现了，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出来。而梦想，是没有高低的。如果有一天，你在路边某个旮旯看到我，千万别吃惊，因为，我可能又在准备一次新的起飞。
(牟大裕、彭长虹摘自《深圳青年》2002年3月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