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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立女师学院的师中部比学院部成立得早，清末时即已创办，当我们是初一的新生时，第一班毕业的老校友们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校长齐国梁先生是留美回来的教育家。方方的脸，中等身材，穿着长袍马褂。说起话来，一副慢腾腾的腔调，绝不像当时驰名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那么锋芒。因此，当时有许多同学觉得这位校长太不活跃。可是现在想起来，他的含蓄木讷正是女师之所以充实丰富、不尚浮华、不慕虚荣的校风之所由来。当时我们的校训是“勤朴、奋勉、和婉、敬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训条，也没有人成天用这几个字来标榜或训诫我们，但是，在那安静的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们自然就感染了这不变的校风。由这一点，我深深领悟到“陶冶”二字的意义，教育的力量在于一种精神上的潜移默化，而不在门号训条的大声疾呼。我原是个浮动、急躁、喜欢游乐的孩子，但在六年的住读生活之后，我却自问巳懂得了“勤朴奋勉和婉敬信”的意义。现在想来，却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师范学校所要造就的是师资，如果连它自己本身都没有使人变化气质的力量，那么它也就不会是一所成功的师范学校了。
       学校的庄肃古旧由校工的名字可见一斑。他们正像从前大家庭所用的家丁，由主人给他们取个合用的名字，然后他们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样忠诚地服务。如：传达室的王朋，训育课的工友，救务课的王棋，打钟的周起……他们不但忠于职守，而且个个温文儒雅，从容不迫。打钟的周起每到一定的时间，踱着一定速度的方步，从我们翘盼下课的生物教室门前经过，从未见他因忘了时间而匆忙地赶过一次。传达室的王朋不但负责传达，而且是我们的监护人。你如想不经他的同意而溜出校门，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小时候，我很淘气，刚入女师的那年，因为不知“天高地厚”，时常触犯校规，但因犯校规而得到的处罚之中，却总带着难忘的“人情”。或者，这“人情”就是“爱的教育”中的那个“爱”字吧?
       记得有一次，我在下课休息的时候，从楼上地理教室旁边的木栏杆钻了出来，纵身一跳，跳到了走廊的顶棚，那一带走廊很长，曲曲折折，经过一些小小的冒险攀援，几乎可以绕过前、中。后三座大楼。而我的目的却是前院操场的那株开粉红花朵的不知名的树。我久已心爱那细细绒绒的小粉红花，只恨自己身材太小，没有办法攀折，因此，才千方百计地爬上走廊，这样，我就可以在走廊顶上随心所欲地摘到它们了。
       就在我摘了一大把花，暗自得意的时候，忽然上课钟响，我距地理教室已经有好一段路，而这里又没有地方给我下去，心慌之下，不管这是走廊顶上，拔脚就跑。偏巧那位“学生们的克星”训育主任丁先生又正在这时从这里经过，一眼看见我拿着一把花在走廊顶上跑，只听一声吆喝：
       “站住！”
       我可吓昏了！这时校园中人声寂静，每一个同学都上课去了。只有可怜的我，高高地站在走廊顶上，面对着院中站着的训育主任。
       我的天！这下子一定糟了！
       就这样两人面对面地站了约两秒钟，我等着一顿严厉的骂。于是，我看见训育主任那一副特大号的近视眼镜在太阳照耀之下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我听见他说：
       “靳佩芬！不要怕！我不会骂你；你从哪边上来的！还找到那个地方，从那边下去。你这堂是什么课?不要紧，老师不会罚你，你慢慢地走，不要跑。”
       我放了心，刚要转身，只听他又把我叫住，说：
       “把花扔给我！校园里的花不许攀摘，而且，你拿着花不好爬房顶。”说完，他还冲我笑了笑。
       我无可奈何地把花像抛彩球样地扔给了这位瘦竹竿形的丁主任。放下了最后一个心，循原路回教室去了。
       后来，我听同学说：“丁猴(丁先生的绰号)从来也没有这么温和过，平常他真是凶得很呢！”我心里也暗自觉得庆幸，以为居然逃过了一顿责罚。
       但是，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我仍是被记了一次警告，当时丁先生对我不敢斥责，实在是怕我过分紧张，反而出事。
       从此，那些可以爬到走廊顶棚的地方，都加了栏杆。
       过丁没有多久，学校忽然添买了几种适于刚从小学考进来的学生们玩的东西。有“浪木”(一种可以两个人荡的大型秋千)，“窗形梯”(专为爬高钻空用的游戏器具)，脚踏车等等。
       丁先生在一次朝会里说：
       “学校有鉴于刚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学生们童心未泯，校园中确实应该有一些适合她们玩的游艺器具，才可使她们不致觉得环境太陌生，也可免她们由于无聊而越轨淘气，发生危险。”
       我觉得，这真是最好的教育！
       (李永毅摘自《名家谈中国人》，成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