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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与布尔加科夫的关系，是布尔加科夫研究中绕不过去的话题。以斯大林为主角的剧作《巴统》更是将这一问题直接推到了人们面前。很多人将《巴统》视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败笔”。的确，《不祥的蛋》、《狗心》、《恶魔纪》、《白卫军》、《逃亡》、《大师与玛格丽特》……在这些作品构成的背景之上，纪念斯大林诞辰六十周年的剧本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巴统》是布尔加科夫的最后一部剧作，因此就更加耐人寻味：它意味着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剧作家最终改变观点，选择顺应时代大潮，接受了苏维埃的官方文学规范？还是布尔加科夫为了换取发表作品的权利（特别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为了改善糟糕的物质生活状况而做出的妥协？抑或如某些评论家的猜测，《巴统》其实是一部“密码暗语”式的作品，包含着与表面文本迥然不同的言外之意？最后，这部以青年斯大林为主人公的剧本究竟是发自真诚还是违心之作？剧本和作家后来的命运更让人扼腕。对这部“歌颂”自己的作品，斯大林态度坚决：不许上演，不许出版。连反映白卫军流亡生活的《逃亡》，斯大林都认为经过修改可以上演，而《巴统》没有任何机会。七个月后，布尔加科夫去世了。
       布尔加科夫生前曾经在给政府的信中写道：“在苏联俄语文学广阔的原野上，我是唯一仅有的文学之狼。有人建议我染染毛色。荒唐的建议。染色的狼也好，剪毛的狼也好，他总归是不像卷毛狗。”布尔加科夫和许多十月革命后留在俄罗斯的所谓“内部侨民”一样，对苏维埃政权持保留态度。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不“假装卷毛狗”。而这，很可能是斯大林对他另眼相看的原因。一九三四年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米·阿（布尔加科夫）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现在不能不问政治，不能置身事外，只改编剧本……”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朱赫维茨基对布尔加科夫软磨硬泡，请他发声明表示接受布尔什维克。”许多人建议布尔加科夫创作“合宜”的剧本来改变命运。一九三七年，当有人再次提议时，布尔加科夫当即反问：“谁派你来的？”说服者发火了：“够了!您在搞国中之国。还能这样下去多久？应当投降，大家都投降了。”
       布尔加科夫坚持独立见解的勇气令人敬佩，但现实环境不能不令人产生真实的恐惧。一九三四年六月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时，布尔加科夫和他就住在同一栋楼。在布尔加科夫的家庭日记里，记录着皮利尼亚克、柯里佐夫、巴别尔、基尔尚、梅耶荷德被逮捕，奥尔忠尼启自杀以及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将领被枪决的日期。长期孤立无援的处境对布尔加科夫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其夫人布尔加科娃的日记，“M.A.（布尔加科夫）感觉糟透了——死亡、孤独的恐惧。只要有可能他就躺着”。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布尔加科娃在日记里写道：“……米沙终于决定写一个关于斯大林的剧本。”此时《真理报》上刚刚刊登了批判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噪音代替了音乐》。为这个剧本，布尔加科夫还去见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新领导阿尔卡季耶夫。同年三月，布尔加科夫的新剧《莫里哀》被禁。在一封写给内务机关的告密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布尔加科夫：“情绪十分压抑（他又开始害怕一个人在街上走），尽管他尽力掩饰……”《莫里哀》被禁一周之后，布尔加科夫在与文艺委员会主席凯尔任采夫的会谈中再次提起有关斯大林的剧本。但“上面”对布尔加科夫的表态没有任何反应。创作搁置了。
       两年之后的一九三八年九月，“莫艺”领导来看望布尔加科夫，建议他创作一个剧本作为“莫艺”迎接斯大林六十寿辰的献礼。第二天，布尔加科夫开始伏案工作：“关于斯大林的剧本或是歌剧。”在与“莫艺”进行的正式会谈上，布尔加科夫首先提出了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一个在戏剧前线上被扼杀的剧作家首先需要恰当的社会条件，主要是日常生活条件。”很快谈起了住房问题。当时剧院的领导回答：“事实上先写完剧本对您更有利……我们有政府……”布尔加科夫坚持“首先需要我能在其中写作的条件”。谈判一时僵持不下，他家的日记里不断出现导演、作家、熟人被捕的消息。这时布尔加科夫在大剧院工作，经常为末流作家修改剧本，这让他感到疲惫而失望。朋友埃尔德曼也劝他写一个新剧本。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布尔加科夫捡起了搁置已久的剧本。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家庭日记上再次出现熟人被捕的消息：“城中传言，巴别尔也被捕了。”六月九日，布尔加科夫再次与“莫艺”会谈，“莫艺”允诺提供“住房和一切优惠条件”。剧作家陈述了剧情。故事背景是一九○二年三月八日至九日斯大林组织格鲁吉亚巴统地区工人示威的历史事件，这是斯大林革命事业的第一步。“莫艺”的人很兴奋，很快谈起了角色分配。六月十三日，埃尔德曼向布尔加科夫讲述了梅耶荷德在全苏导演大会上得到的欢呼（几天之后，梅耶荷德被捕）。六月十五日，他与“莫艺”签订了合同。
       七月中旬，布尔加科夫完成了《巴统》初稿。由于主题特殊，他首先为剧院党小组成员们朗读了剧本。朗读会“很成功，朗诵结束后听众长时间起立鼓掌”。随后，布尔加科夫家里电话不断，很多人要求上门采访，更多的人表示祝贺。一切都预示着《巴统》将顺利上演。剧院组织相关人员前往巴统考察，布尔加科夫是考察队的队长。出发之前布尔加科夫去了丹钦科家。回来后，他向妻子描述了丹钦科家漂亮的房子、容光焕发的主人，显然，这一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已经病入膏肓的布尔加科夫曾经这样向妹妹描述《巴统》：“一、阳光灿烂的生活；二、领袖的形象。浪漫生动的……少年……”关于“阳光灿烂的生活”，布尔加科夫的妻子这样解释：有一次谈到《巴统》时，她的丈夫说：“知道吗，我将怎样为自己创造阳光灿烂的生活？”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住房、正常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发表作品的权利，得到认可而重获文学生命的机会。
       作为剧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名字会出现在剧院海报上，但实际更常出现在剧目审查委员会“准许上演”与“不许上演”的争论中。这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并非个例，但多次惊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却不多见。一九二六年，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因为以白军军官为正面主人公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力排众议支持该剧上演；一九二九年，《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停演之后能够复演，也是斯大林的个人意见起了重要作用；同样描写白卫军的《逃亡》最终未能上演，还是斯大林“一锤定音”。在布尔加科夫受到同行和评论界的围攻时，斯大林几次公开为他辩护。
       对布尔加科夫创作和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亲自打来的那通电话。这个电话拯救了绝境里的布尔加科夫，他立即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工作。布尔加科夫能够安然无恙地躲过“大清洗”，这道电话“护身符”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失去了也许是唯一一次出国的机会。在电话中，斯大林询问他是否“厌倦”了国内的生活，布尔加科夫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认为俄罗斯作家不能在国外生活。”之后他多次申请出国都被拒绝，到死也没有实现看看外面世界的愿望。
       电话中的斯大林给布尔加科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力，清晰，郑重而且彬彬有礼。”“对总书记的态度只能有一种——说实话，而且是严肃的实话。”一九三一年布尔加科夫在写给朋友魏列萨也夫的信中说。据同时代人回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与斯大林通过电话以后，一直期待“继续”未能深入探讨的话题，超乎常态地关心报纸上有关斯大林的一切新闻。不难想象，布尔加科夫也一样认为，与斯大林是可以沟通的。他甚至对自己与领袖打交道的技巧有些自负：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和第二任丈夫入狱后，布尔加科夫以专家自居，帮她给政府写求情信。他一直在等待下一次的降临。可是，从那个电话到《巴统》问世间隔近十年，他们约定要进行的第二次谈话始终没有进行。后来他又几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得到接见，都如石沉大海。
       《巴统》或许是布尔加科夫沟通的另一种尝试。它始于一九三八年秋，但在一九三○年四月就已埋下了种子。不可否认，促使布尔加科夫创作《巴统》的动机中掺杂着很多非文学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简单判定《巴统》是违心之作未免失之武断。作家对斯大林抱着复杂的态度。斯大林这个强有力、同时又谜一般的人物肯定是布尔加科夫后半生反复思考的主题，将它付诸文学实践自有其合乎逻辑的一面。同时，他的艺术天分又不允许他完全按照苏联文学“歌颂领袖”的模式来写作。布尔加科夫艰难地试图创作出一部既“合时宜”，同时又真诚的作品。他试图在这部“定制”剧本里写出活生生的人物、使人信服的情境和场面。他选择了当斯大林还不是“斯大林”，而只是一个青年革命者的时期来写，也是为了避免公式化的斯大林形象。
       如果我们把《巴统》中年轻的革命家斯大林与布尔加科夫后期创作的其他主人公做个对比，会发现一些令人惊异的相通之处。普希金、莫里哀、“大师”，他们都是与某种强大势力（沙皇政府，天主教会）对立的人，是反抗者、异见人士，是被压制而渴望自由的人。布尔加科夫选择从事地下活动的斯大林为剧本表现的对象，无意中将斯大林与“创造者/大师”形象系列相提并论，显示出剧作家创作中一脉相承的逻辑。在专业文学研究者的一片质疑中，布尔加科夫的妻子不断辩白《巴统》是真诚的作品，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不管《巴统》在多大程度上是外在压力的结果，作者在狭小的创作空间里仍保持属于他自己的创作个性，《巴统》深深地刻着布尔加科夫创作的烙印。
       剧本完成后送呈斯大林审阅。斯大林对剧本的否定出乎所有人意料。“莫艺”导演萨赫诺夫斯基来到布尔加科夫家中解释说：“上面拿到了剧本……激烈的反对意见。不许将斯大林这样的人物塑造成浪漫主义人物，不能将他放在虚构的情境中说虚构的话。剧本不许上演，不许发表。第二，上面把布尔加科夫提供的这个剧本看做是想牵线搭桥，改善与上头的关系。”可想而知，这个说法怎样地刺痛了布尔加科夫。后来，“莫艺”院长又安慰布尔加科夫，“关于‘搭桥’的话没说过”。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斯大林曾来到“莫艺”，对丹钦科提起了《巴统》：“剧本《巴统》非常好，但是不能上演。”“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不应当上演一部有关青年斯大林的戏。”
       这些解释和说法除了增加人们的疑惑，并不能澄清《巴统》被禁的真实缘由。最早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人当中，米哈尔斯基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不是文学研究者，而是“莫艺”的行政人员，但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他的观点给予重视。他认为，剧中有几个场面可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第一幕中，还是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说起一个吉卜赛妇女给他算命：“一切看来都应验了。正如我想的那样。一切都将实现！她说，我将长时间地漫游，最后还恭维起来——说我将成为大人物！毫无疑问，这一个卢布给得值。”斯大林成为国家领导人竟然是“命运”的决定，而且斯大林本人还对此津津乐道——这无疑与唯物主义观点相矛盾，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并不令人奇怪。其次是结尾处，警察对当时被通缉的犯人斯大林的外貌做记录：“中等身材。脑袋普普通通。男低音。左耳朵有痣。” 米哈尔斯基认为，尽管是出自沙皇警察之口，这番描绘也超出了限度，作为全苏联人民崇拜的领袖和父亲，斯大林怎么可能“脑袋普普通通”，“左耳朵上有痣”？俄研究者斯梅梁斯基更将这段描写与托洛茨基在国外接受采访时对斯大林的评语放到一起：“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人。”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一点，就是关于监狱的场面。《巴统》有一场斯大林在监狱里的戏。沙皇狱卒殴打年轻的革命者斯大林，而后者在国家机器和暴力之下保持着尊严。尽管布尔加科夫的本意是塑造一个反抗、受难的英雄形象，但是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的社会背景下，善于联想的观众（包括斯大林）可能会联想到关押着大量政治犯的苏联监狱，将之与沙皇监狱相提并论。
       不管布尔加科夫是否意识到，当他选择青年时代的斯大林，以沙皇时期的巴统工人起义为背景写作时，他触及了一个当时绝对违禁的主题。这时的斯大林是一个年轻的异见者，由于大逆不道的观点被开除出神学院。他是反政府游行的组织者，巴统监狱里无权的政治犯，组织暴动反抗残酷的监狱制度。剧中斯大林在迫害面前保持了高度的尊严。不那么单纯的读者完全可以从剧作家对年轻斯大林的赞美和同情中读出其他含义来。很多问题并没有进入剧本，但是写作剧本的那个可怕的年代将它们不容置疑地提了出来。他曾经宣传激进的反皇权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他曾经是俄罗斯专制的受害者，亲身体验了没有法制的黑暗、奸细告密的卑污；几十年之后，过去的囚徒变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人，警察、监狱、告密反过来成为斯大林压制异己分子所采用的手段。《巴统》的情节距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不仅不能说甚至不能想的问题实在太近了。
       戏剧家的本能促使布尔加科夫避开陈词滥调，但是，在创作《巴统》的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顶峰，他的形象早已成为偶像，拥有一套固定的符号规范，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不落俗套”的表达。而布尔加科夫显然对这些微妙的潜规则没有足够的认识。一个现实主义剧本总是需要大量生活细节来填充舞台，他的文本不像通常歌颂领袖的文学作品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而是包含了太多、太丰富的信息，因而也就给各种各样“出格”的解读提供了机会。俄国学者在仔细分析文本之后，指出剧中许多对白和场景可以做多义的理解。他们还认为，布尔加科夫朗读剧本征询意见时大家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可是都装聋作哑。而斯大林在《巴统》中捕捉到了危险的历史讽刺。不管是否符合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初衷，《巴统》提供了一个关于文本解读和接受的极好范例。
       文本的多义性是剧作家有心为之，还是无心的结果——这个问题在没有更多证据时很难确实回答。无论如何，在一九三九年，一部以斯大林为主人公的剧本不需要这样的多义性。它必须是单义的。当斯大林作为一个仔细的读者意识到文本可能引起的联想和歧义时，《巴统》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
       剧作家以最伤自尊的方式失败了。“牵线搭桥”的说法使布尔加科夫深感屈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七日，《巴统》导演安慰他，允诺稿酬照付，住房也会兑现，但是他没有等到住房。为了逃避人们的关注和同情，布尔加科夫夫妇前往列宁格勒。在那里他被查出严重的肾病。作为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布尔加科夫对疾病的发展了如指掌。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十二月，布尔加科夫在疗养院试图修改《巴统》，修改《大师与玛格丽特》。
       一九四○年二月八日，布尔加科夫生命垂危，“莫艺”三位最著名的演员写信给斯大林秘书，请求斯大林再次打电话给布尔加科夫。他们认为药物已经救不了他，而寄望斯大林的电话可以像一九三○年那样让作家起死回生。电话终于来了，但来得太迟了。布尔加科夫死后第二天，斯大林秘书来电话询问：“这是真的吗，布尔加科夫同志去世了？”
       〔《巴统》，《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作品集（三卷本）》，圣彼得堡克里斯塔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Батум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в трёх томах) .С-Петербург:Кристалл.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