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原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下简称《经典丛书》）写的总序。当时初无长篇大论之想，只不过写着写着，收不住了，竣稿的时候，连同注解差不多有六万字。因此朋友说我是在学梁任公，当年任公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就写了五万多字，“篇幅几与原书埒”，结果不得不向蒋书“宣告独立”，自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然则又确有不同。任公先生的序一九二○年十月写就，十二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这篇序完稿于一九九六年二月，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中间不是没有过想出单行本的念头，终因种种缘由而作罢。其实主要是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增补改润。此序文《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刊载时，就用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以下简称《要略》）的题目。看到的师友以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打来电话或写来了信。至今我保留的信札仍有三十余通。
一九九六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所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得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十五点开始，至十八点半意犹未尽，晚餐时继续谈。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招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一八九七年算起到一九九七年，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戴逸先生给我的信里，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从前一般信函的“规矩”。开会讨论就不同了，“忧”、“喜”都报，主要是“忧”，这也是学者不愿逾越的“规矩”。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提纲，郑重地讲了四个问题。“喜”我不重复，摘几段“忧”给大家看。戴先生说：“对于学术，我认为既有独立性，又有功利性，但学术的功利性，应该如何表现？应该通过求真来达到服务现实。求真是第一位的，通过追求‘真’就能够对现实起作用。还有致用，这是老祖宗的传统。《
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致用，是通过历史的真实，司马光讲的真实。”他说：“看起来，学术与现实结合太紧，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弱点。申请一个科研项目，首先看你有没有用。” 对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戴先生尤其看重，他说：“唯物史观‘五四’传入，影响中国八十年之久，在座的没有人没受过影响。‘唯物论’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成绩？我觉得不能避开。”他说：“没写入这个问题，是一个缺陷。避开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戴先生是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一向待人和气，即之也温，但讲起学术问题，他不含糊。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和学术对话，只是这次修订成书，有关唯物论的内容我仍然没有写入，倒不是有意避开，而是那样写起来，要讲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戴先生的教诲也许要等到我将来写更大的书的时候再有所补充了。没法形容我对与会师友们的感谢与感激，而且我知道，今后再不可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学术恳谈了。因为李慎之先生已不在人世，没有他在场，大家会感到寂寞。
我与李慎之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纪念冯友兰的研讨会上，大事件刚刚过去，人们欲谈无话。李先生不同，依旧放言高论。我喜欢听他讲经过文化过滤的政坛掌故。一九九三年三月，我们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时搭乘同一架飞机，候机室里论学论治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从此就经常见到李先生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有的也请他参加。虽然他在文化问题上所持的“全球化”主张，许多致力于传统研究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但我个人颇偏爱他观察问题的宏阔眼光和无所顾忌以及“目无余子”的直言谠论。这次恳谈会请他光临，他愉快地答应。怕不好找，约好先到兆龙饭店。我准时去接，他已经在等了。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说最近腿有些不便，但还在谈近来他特别关注的问题。我的《要略》他显然看得不够仔细，所以发言时不能完全对上口径，例如以为我使用的“现代”一词是从明代开始等等。但学术敏感告诉他，他不能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会后通电话，他说他要写文章与我商讨。他认为我对什么是现代学术没有加以分梳。我同样敏感地发现，他的观点其实相当混乱，如果写文章，我不回答不好，回答则容易停留在澄清和说明的惯常的所谓论争的地平线上。二十多年前，我有过同时与好几位了得的人物做车轮论争的“失败”经验，深知真理不是愈辩愈明，恰恰相反，如果承认愈辩愈糊涂庶几接近世情物相。
李先生是我素所喜欢的人（喜欢他明言快论的君子之风），以此我雅不情愿与他发生所谓学术论争。何况本人当时天命之年已过，要做的事情正多，哪里有时间、兴趣、意气，与人争论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是非对错。对固然好；错如果是经过潜心研究而未到未明之错，于学理人心也不无裨益。李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出来的时候，已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天，初步印象他是下功夫写出来的，提出了可以讨论的问题。大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一直存在、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的《要略》，不妨也可以看做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个方面的探讨。所以重点讲的虽是现代学术、传统学术部分，所占比重也相当不小，第一章至第三章都是关于传统学术的内容。对此一大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读，再正常不过。例如李先生引用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观点，主张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科技”一词概而括之，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以及认为“中国引进西学百年，迄今在技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等等，我完全能够认同。
但他说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除了“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这不符合事实。别人姑且不论，谨在下对此一问题，就曾多次著文申之论之。一九九一年我写的《“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中国文化》一九九二年秋季号），可以说是专门探讨此一问题的文章。我在该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做目的看待。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学术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而《要略》的写作，核心理念也是关乎“学术独立”四个字。开篇引严复的话：“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什么意思？严复是说，“学”须是以学为目的，而“术”不过是“弋声称，网利禄”的手段，如果只要手段，不要目的，学就不存在了。“翻新不如述旧”，引前人的言论，表达的不是我的意思吗？《要略》第十一章“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更明白晓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关键处，还在于对学术独立这个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又说：“学术是否独立，首要的是能否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接着便引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朱（光潜）、冯（友兰）诸大家的论说，以为参证。我的这些观点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李先生为之商榷的文章里，我只能相信，是由于报纸的字体太小，可能李先生没有看得清楚。
李先生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宏阔的视野和“目无余子”的气魄一如其平素为人。如果不是关乎己身，我会继续毫无障碍地欣赏他的风格。然既成为当事人的角色，欣赏之余，难免要检讨比较反思彼此立论的是非曲直正误。
我初意虽不欲和李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发生争论，但看了他的商榷文章之后，有一种不期而然要做出回应的潜意识。而且动笔写下了四五千字，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学术的中西问题；二、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分问题；三、所谓思想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李先生并没有就这些问题正面立论，而是在与我讨论的过程中带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由于我当时就要赴加拿大、美国访学，没有来得及全部竣稿。而当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年我回国以后，李先生的处境已经让我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写回答他的文章了。我对他的尊敬早已遮盖住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学术歧见。他是我们难得见到的身处旋涡不染尘的知识分子官员。他的资质让人有水清鱼乐之感。很多人其实并不知晓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真正义谛。如果不准备就这一问题做形而上的学理探讨，我不妨说，大家只要看看李先生就思过半了。
我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对《要略》做这样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修订而感到些许安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长久到“千古”云云，没有想过，且不知也。但其中之得失苦甘，我这“寸心”未尝不微有所“知”。十五年前《经典丛书》的编纂，在我无疑是一次学术历险，至今仍有淡淡的“人生过后唯存悔”的意绪心情。有人说单是丛书的编纂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诚哉斯言。我至今感念当年与我共襄斯役的诸学术同道，并深佩王亚民兄的胆识和魄力。
我这里特别想提到两位业已作古的前辈师儒，一位是张舜徽先生，一位是程千帆先生。因创办《中国文化》杂志，自一九八八年开始，我就与两位先生有书信往还，程先生我前去拜望过，张先生则始终未能一面。一九九一年拟议编纂《经典丛书》之时，我曾函询两位先生的意见，他们都写来了信函，言之谆谆，使我深受教益。程千帆先生是黄侃的弟子，所以我请益于程先生的，是关于黄卷的编选问题。兹录程先生回示全文如下：
梦溪先生史席：
昨奉大函，又惠赐《中国文化》三期一册，感谢之至。义宁陈君之学术，博大渊深，其所着眼，皆在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之“节骨眼”问题上，乃又往往以考辨之面貌出之，故其由具体事实所抽象出来之大问题大道理反为世人所忽略，此乃学术界之所当发挥者也。尊文于此，实能践履，故所及虽仅柳氏《别传》，而于寅老用意及创体皆多有人之所不能言，三复之余，曷胜钦服。
承示受托编辑近现代学人著作，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之通道，实为盛事。唯先师黄君五十即返道山，其书多在草创或积累之中，皆无成稿。潘石禅兄在台为影印十四大册，多系原书批语，先生谅已见之。大陆所出，则多经其侄耀先之手，除文心札记、文选评点单行外，多已归之《论学杂著》及《群书笺识》二书中，然论文亦不多，较之他家，较难选择。然若《音略》、《与友人论治小学书》、《补文心隐秀篇》、《汉唐玄学论》亦可示范来兹矣。弟入师门甚迟，未能窥见黄君学术之堂奥，此事似可更与石禅商之。潘君为贵刊顾问，义不容辞也。
《文化》二期，不知有无存书，四期已否出刊，均盼见惠。非敢作得陇望蜀之妄想，实以在宁无购处，托之在京友人，又多所滋扰也。
近刊《宋文学史》一册，讲课之作，不足以言创获，敬呈以博一笑，大雅如先生必怜其老而失学矣。
专复，即颂
著安
弟程千帆
九·二十五
程先生信中对有关黄侃著作的诸种情形悉皆告知，唯恐有遗，并建议我与台湾的潘石禅先生联系。“石禅”即研究敦煌学及红学的大家潘重规先生，当时任教于台湾文化大学。我与潘先生通过音问，他来北京曾约我晤面，我去台北也曾随皮述民教授往敦化南路拜望。如今程、潘两先生都已仙逝，程先生去世时，我亦在病中，我对他充满感念与怀念。至于对拙稿《“借传修史”——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的奖掖，自然铭感，可无论也。
张舜徽先生的信是另外一番风景，我们先看原文：
梦溪先生大鉴：
得五月十五日长函，备蒙奖饰，愧勿敢当。拙著随笔，特闲暇偶尔所录，零散已甚，未足以副博雅之目也。承示近来有意选刊百年内著名学者之代表作，汇为一大丛书，规模宏大，闻之气壮。窃思当今之世，非贤者登高一呼，成此盛举，实亦无第二人敢作此想。一则限于识见；二则困于财力；三则乏交游以资共济。伏思先生识见既高，交游又广，助之者众，为之则易。无论筹资、设计，在在皆为他人所不逮。是以私计此举唯执事优为之。如能有成，实不朽之盛业，所谓弘扬中华文化者，于是乎在矣。
尊意在百年内“选择具有开辟意义、典范意义之学者”，此点最关重要。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自以通人为大。有此尺寸，则每人之代表作如何去取，则自有标准矣。以汉事为例，其列之《儒林传》中者，皆博士之学也，亦即当日之专家也。至于学问广博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流，非儒林传所能范围，皆各自有专传。后汉许慎、郑玄治经，不主一家，汇为通学。其后许郑之学行，而昔日立于学官之今文经说全废，则专家与通人之短长区以别矣。持古量今，理无二致，先生必能独照其得失而有以别择去取于其间也。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著述多种，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闻月底即可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则选目必须早定。此时合同未立，暂不向外宣扬。如已订好合同，则望以细则见示。愚夫千虑，或可效一得之微也。京中多士如云，不无高识卓见之学者，先生就近咨访，收获必丰，亦有异闻益我乎？盼详以见告为祷。
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正在集稿，兹录旧作二篇，聊以补白，乞即以此付之。专以布复，即请
大安
舜徽再拜
五月二十三日
张舜徽先生在当代，是成就最为显赫的师儒。张学之大之专精，通四部而尤擅清代学术，我是了解的，故创办《中国文化》之初，便与张先生取得联系，得以在第一期即刊出他的文字并允任刊物之学术顾问。我们有多封通信，此处所引仅是其中之一，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先生是何等细密之人。
《经典丛书》初选拟目没有罗振玉，接受张先生意见后来列入了。张先生信中对罗持论甚坚，一定是揣想到我可能对罗的晚节不以为然，所以张先生特予点明：“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再就是信中对专家与通人之分别，不愧为大家言说，启予者良多。盖《要略》第九章专论“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实亦不无张舜徽先生教示之影响也。张先生此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一月十六日，仍有手教询问“丛书”之进展情形。而当我告知近况之后，张先生喜慰非常，并重申宜包括张元济的理据，他在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的信中写道：
梦溪先生大鉴：
得三月二十五日惠书，借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编纂，布置就绪，安排得体，以贤者雄心毅力为之，必可早望出书，甚幸事也!承嘱补苴遗漏，经熟思之后，则张菊生先生（元济）为百年内中国文化界之重要人物，而其一生学问博大，识见通达，贡献于文化事业之功绩，尤为中外所推崇。其遗书近由商务整理出版甚多，可否收入，请加斟酌，往年胡适亟尊重之，故中央研究院开会，必特请其莅临也。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即可出书，此刊得贤者主持，为中外所瞩目，影响于学术界者至深且远，我虽年迈，犹愿竭绵薄以贡余热也。兹录呈近作二篇，请收入第六期，同时发表。好在文字不多，占篇幅不多，并请指正！专复，即叩
近安
张舜徽上
四月十三日
此可见张舜徽先生对《经典丛书》投入怎样的关切。可惜他未来得及看到丛书的出版，就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一岁。他其实还在学术的盛期。他走得太早了。张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落款的时间为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九日，距离他逝世仅十八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不久就是他双七周年的忌日，谨在此表示我深深的悼念与追思之敬意。
张先生并关切京城之“多士”对《经典丛书》有何“异闻”，其实我还请教过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力主康有为不可少。一九九二年九月，我赴哈佛大学出席一国际学术会议，并应余英时先生的邀请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使我有机会与英时先生畅谈学术，也听取了他对《经典丛书》的意见。英时先生对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的拟选篇目，提出了中肯的增补建议。还有汤一介先生、朱维铮先生、汪荣祖先生，也都有以教我。朱维铮先生的回示有三页纸之多，同意大体设计，只是提醒我对拟选的五十家尚需再酌。他说：“麻烦主要不在哪些人已经入选，而在于哪些人没有入选。”并具列宋恕、张謇、汤寿潜、孙诒让、杜亚泉、辜鸿铭、黄远庸、易白沙、陈独秀、吴虞、李大钊、丁文江、孟森、梅光迪、柳徵、陈序经、吴稚晖、陶希圣等人的名字，认为杨文会、顾颉刚既可选，则这些人也似可以考虑。他是启发我选政之难，非欲强加也。《康有为卷》的编校之责他答允，但编委一席后来才予应承。
维铮事繁，一次因催稿彼此寡欢，三天之后得大函，云“前夜得尊电，由康有为小传事，蒙申斥”，语词措意，令我忍俊不禁。然后说编委他不当了。然后说“康传”最好由我来作，以“垂范后世”。但随后却寄来了他的“康传”的改稿，并说：“虽又贻迟误之罪，然终属亡羊补牢，略胜有劳先生掷还再议之烦扰也。”待丛书出来，他收到三十卷样书，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写信给我，说：
已得三十卷，即用半夜逐册翻阅目录和年表、要目，粗得印象，以为总体符合学术性要求，选编也各有特色，虽说见仁见智，所收未必合乎尊序所示经典品格的要求，而均有参考价值，则可断言。此乃主编之成功，当贺。
晚清人物及近代学术思想是维铮先生的学术强项，能得到他的认可，殊非易易。他还对丛书的销售方法提出意见：“据有的学生说，已见全书在几家书店上架，但不拆零出售，只能望书兴叹。……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在文科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倘可零购，则各卷都有忍痛掏钱者。倘只能选择‘全或无’，则绝大多数必选‘无’也。即如拙编一卷，定价五十五元，要我自行购置，也需一思。况且诸卷所收，多半都有单行本，读者单为补己藏所缺的几种或数文，而要购置全卷，必多踌躇，而不拆零，更无疑拒绝主要读者。如此‘生意经’，当为出版者所知。”我即刻将此意转告王亚民兄，后改为拆零销售盖出于维铮先生的“生意经”。这就是丛书编纂过程我与之交往的朱维铮先生，不愧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也。
《经典丛书》对我个人而言有存于成败得失之外者。同道切磋之谊，名师教诲之乐，即是其中之荦荦大端。文物书画鉴赏家最看重原物真迹，“过眼”一词是他们的业内行话。我敢说中国现代学者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我大体都一一“过眼”了。没有《经典丛书》，便没有书前的总序，也就没有这本《要略》。陈寅恪先生岂不云乎：“吾侪所学关天意。”学术一如人生，无非因缘凑泊而已，预设不一定就是结果，过程比结果更为绚烂生动。
两周前携内子去医院看望季先生，九十五岁的老人，精神依然矍铄，且思维敏捷，语带幽默。谈起佛学，他说佛陀当时是代表新兴势力的。不久前范曾先生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季老尝手书“善来”二字为贺。语及此并范公苦嗜八大事，他脱口诵曰：“石涛雪个非凡胎，老缶晚年别有才。九泉我欲为走狗，三家门前转轮来。”齐白石老人的诗，老缶是吴昌硕，雪个即八大山人朱耷之号也。
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丙戌年五月廿七）于京东寓所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著，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