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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带女儿出门：“宝宝走，妈妈带你上街去。”女儿立即奔向小床，抱起她的布娃娃，不走样地学舌：“宝宝，妈妈带你走街街。”
       我把女儿放进自行车后座，对她说：“坐好。”女儿把布娃娃放在自己的小膝盖上，拍拍它说：“坐好。”
       对这一切，我已习以为常；在女儿数年的坚持下，我们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默认了，她的布娃娃是她的孩子，名叫咪咪乔，足有生命和人权的。
       在我们家，女儿已经成功地为她的咪咪乔争得了一席之地。
       第一次“人权行动”是这样发生的：我见咪咪乔颜色、式样都已经旧了，便好心好意地对女儿说：“不要它了吧?妈妈另外给你买一个又大又漂亮的厂
       女儿沉默着，一会儿，掉过头去问她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对你说，不要我了，她另外给你生一个更好的?”我们夫妻面面相觑，发现女儿那张小脸满足愤恨，于是都不吭声了。
       另外一次，是女儿把咪咪乔安排在沙发上端坐如仪，正有模有样地看电视，她爸爸走过来一屁股坐下，女儿瞪大眼睛，突然大叫：“哎哟，痛死了！”她爸爸吓了一跳，一会几才反应过来原来足坐在了咪咪乔身上，女儿足在替布娃娃叫疼。
       还有一次……总而言之，女儿持之以恒地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承认了咪咪乔的生命以及生存权，但这种承认多少有些虚伪和应付，我们是狂哼哼哈哈地将就着附和女儿。在下意识中，却在等待着女儿慢慢长大，从童话世界中剥离出来。于是；只要女儿不在眼前，我腰酸背痛时会顺手一把拎过咪咪乔，垫在后腰；她爸爸看球赛一激动，就对身边的咪咪乔又拍又打。女儿一旦发现，自是伤心无比，而我们只在女儿泪水汪汪的时候做出惭愧和道歉的表情，事过之后便忘得干干净净。
       终于有一天，我们严重伤害了咪咪乔一弄残了它。那天，可能是因为地板打过蜡的原因，我那有四个轮子的皮椅老打滑，当我觉得这影响了我专注的思维和紧张的工作时，就叫在一边看书的丈夫给我解决一下。只觉得他头也没抬地将一件什么东西垫在了我椅子底下——后来，我们才发现是咪咪乔，它的一个手指头就这样弄折了。
       虽说我俩又表现了加倍的歉意，但女儿太任性的哭闹和太强烈的抗议还是让我们不耐烦了——我们干脆不予理会。记得那天晚上，女儿是在抽咽声中睡去的，睡梦中的小脸上满足泪痕。
       话回到现在——我带女儿出门了。我的自行车是在绿灯变化前的最后一刹那驶过十字路口的，正在这时，背后的女儿尖利地叫了起来，小身子使劲向后挣去——原来，咪咪乔不知怎么掉下去了。它正手脚朝天地躺在路口中间，远远看去，真像一个无助的婴儿。
       这时，两边排着长龙的汽车已经发动，“突突”地朝着它驶去，眼看它是无可挽救了。女儿大哭着翻身下车朝它奔去，我赶忙死死地按住她不放，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女儿放开嗓门朝民警大喊：“叔叔，救救我的娃娃!”
       只以为足不懂事女儿的幼稚之举，不料奇迹却发生了：那个民警果断地做了一个手势，两边汽车在就要交会的时刻戛然而止，民警跳下岗亭把布娃娃拾了——不，“抱”了起来，然后，他让汽车继续通行，自己快步来到已经惊呆了的我们跟前。
       我赶忙迎—正前，他立正，举手敬礼：“请照顾好你的孩子。”却并不把咪咪乔给我，转身几步到女儿面前，郑重地交给她，且又是一个立正，举手敬礼：“请照顾好你的孩子。”这次他说的“孩子”分明是指布娃娃咪咪乔。
       那一刻，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比起这个民警，我审视自命为有人文精神的自己，竟然是那么虚伪。我觉得自己所谓的人文关怀，所有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的话语；都比不上这个交警在这个短暂时间里的所作所为那么光辉动人；他的敬礼，尤其是第二次敬礼将被我和女儿恒久地记住。
       那天晚上，我以前所未有的温情和内疚抚摸着咪咪乔。咪咪乔仍是一副憨态可掬的笑模样，面对它的憨笑，我正觉十分惭愧，突然触到它小裙子兜里有什么东西，轻轻掏出来一看，是用纸头小心包好的什么，再打开，原来是咪咪乔那截断了的指头。
       转过脸去看看熟睡的女儿，我心中阵阵作痛。
       (全会鹏摘自《青年科学》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