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风潮中，湖南是各种势力交汇争夺的一个重要据点。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常常被视为保守派的典型，而且其为人处世也遭到许多非难。但是从学术史上而言，他的业绩不容忽视。而且在现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
叶德辉有两个有名的日本弟子，一个是松崎鹤雄，一个是盐谷温。
松崎鹤雄（一八六八——一九四九），号柔甫、柔父。生于九州阿苏世家，青少年时代曾就读于济济簧、熊本洋学校、长崎镇西学院等名校，后随德富苏峰到东京，随汉学家竹添井井学习《左传》《
论语》《
诗经》等。一九○八年十二月在西村天囚的推举下作为《朝日新闻》的通信员，随水野梅晓来到长沙，“寓居在陶渊明的远裔、道光年间的政治家、南京总督、以整顿盐政而奏功、任地之民为之建立生祠的陶澍的曾孙家”（杉村英治编、松崎鹤雄:《吴月楚风》，出版科学综合研究所一九八○年版，117—118页）。他先后从王运、王先谦、叶德辉学。首先跟王运学习，据他回忆，是在一九○九年五月入门成为其塾生，“我在其门人中是最贫穷的。中国执弟子之礼要拿很多钱去，少则百元，多则三百元乃至五百元。同父子一样行三拜之礼。王先生说，因为你来自外国，很贫穷，就作为朋友来看待吧。这样，近八十岁的老爷子与三十多岁的我便成了朋友。伙食费三元，我虽然贫穷但是还能够支付”（《柔父随笔》，座右宝刊行会一九四三年版，88页。以下出自该书只注页码）。对王先谦，他说，“我亲炙葵园（王先谦的堂号）八年间，而频频叩其门”（26页）。而对叶德辉，师从的时间长达九年，而且在《湖南的博学叶德辉》等文中以“叶师”相称，将自己归入其“门人”之列。
对叶德辉的学问，他说：“叶师的学问特征在目录学与说文学（文字学）。其著书中所着力的是关于目录的研究及说文研究的资料，但是对音声、音韵也很熟悉。著作中的《六书古微》是根据为我所作的说文学的讲义而整理出版的。还有《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是门人一同听讲过的。《说文故训》、《说文籀文考证》是叶师得意的著述。”（109—110页）“叶师常常说，将《
孟子》与《
论语》配合而放入四书（也称“四子书”）、将《
大学》《中庸》从《
礼记》中抽出而组成四书，这是宋学者的工作，对此非常不满。孟子是战国时诸子之一，因此应该与荀子一起列入儒家诸子中，《
大学》《中庸》应放入《
大戴礼记》中。我也服膺此说。叶师让我们一起读了《老子》《庄子》《
荀子》《
孟子》这四子书。叶师精于三礼（《周礼》《
仪礼》《
礼记》），精通历代掌故、制度，也让门人必须要读。春秋取《左氏传》，以《公羊传》为邪说而加以排斥。”（110—111页）
当时学习的情况，松崎说：“如果我提出问题，（叶师）有时从早到晚忘了看戏，来教我。有时不饮不食来教我，甚至引起我的脑贫血。常常还有我晚上告辞叶府而出时，他说来送我，准备了两台轿子。家人窃窃私语说又去矾石巷（矾石巷是风化场所），轿子并排出门时，叶师低唱着‘我去东来主向西’的俗谣，因此我便坐轿直接回去。”（111页）其“风流”的一面也可见一斑。而在“当我稍微流露出读书懈怠或不买书时，他便会大声地斥责我说：‘没有钱买书的话那么就让自己钻到书籍中去，如果说很忙不能读书，那么小便的时间或吃饭的空闲总有吧。’”（113—114页）“叶师乐于教人，这是受教者之幸。”（《吴月楚风》，61页）
松崎鹤雄在长沙学习，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其间他经历了三四次叶德辉由于口祸笔殃而遭官宪追捕的事情。一九一三年叶德辉在逃难中还赠他一首留别诗，曰：“三年聚首又奔波，岁月催人奈志何。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中原羹沸无宁息，王路平陂总折磨。辛辣久成姜桂性，道高奚畏世间魔。”（120页）很能见他的性情。
据松崎记载，与叶德辉过从密切的日本友人有白岩龙平、水野梅晓、永井禾原等，西园寺公望、内藤湖南、岛田翰、盐谷青山、泷川龟太郎、长尾雨山等来直接访问过他，与竹添井井只有书信来往（114页）。
松崎离开长沙之后，在大川周明的推荐下一九二○年到大连的“满铁”图书馆工作。相关情况可参考王若的《嘉业堂未毁之谜》（《图书馆学刊》，一九八七年三月）、《松崎与旅顺库籍整理处》（同上，一九八九年一月）和罗继祖的《内阁满文档案与松崎鹤雄》（《上海高校国情报学刊》，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等文章。在满铁期间，仰慕其学德的所谓有志者组织了“柔父会”，请他讲授毛诗、楚辞等，其《诗经国风篇研究》（第一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就是根据这时的讲义编成的。总之，大概很难将他单纯地视为“文化特务”或像一些日本学者那样认为他是“纯学问的人”。一九二八年，其子松崎简加盟日本共产党被捕入狱，后来被保释，又组织“满洲共产党”，因此他也不得不辞去满铁之职。一九四○年受华北交通会社之聘迁到北京，一九四六年结束了三十余年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回到日本。历史学家邓之诚写诗为之送别，曰：“年中土思依依，绿鬓来游白首归。从此花开肠应断，落花风里送征。”（《吴月楚风》，287页）
提到盐谷温（字节山，一八七八—一九六二），因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或许很快就会想到他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实际上，他对元曲等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贡献中也有受惠于中国学者的背景。这就是他与叶德辉之间的师生关系。
盐谷温出生于世代儒者之家。其祖辈盐谷宕阴，为幕府儒官，参与翻刻校订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幕末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盐谷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来长沙之前，他已经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了。为了学习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一九○六年先被派往德国留学。两年半之后，一九○九年秋到北京学习汉语，一九一○年冬盐谷温来到湖南长沙，经水野梅晓介绍拜叶德辉为师，直到一九一二年夏留学期满而归国。叶德辉去世后，他这样回忆当时学习的情形：“日钻研词曲，时伺暇赴丽楼，质疑请教。先师执笔一一作答。解字分句，举典弁惑，源泉滚滚，一泻千里。自朝至午，自午至晚，善教善诱，至会心处则鼓舌三谈，下笔生风，如毛发之细楷，十行二十行正书直下，乐而忘时。……先师为余之苦心诚悃所感，亦肯认余之学力，遂不遗余力而教。夏日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顾指冻不能操管，开秘笈倾底蕴以授余。……余以短才而得通南北曲，实为先师教导所致。”（盐谷温：《先师叶园先生追悼记》，见《斯文》一九二七年八月号）松崎鹤雄在叶德辉去世后所写的《叶德辉传略》中也说到：“园大而经史四部，小而词曲，无书不购，无学不通。东京盐谷温从之问曲二年，于南北曲剧之变迁、声律雅俗之分辨，手书口授，语焉必详。”（王雨霖：《〈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书屋》二○○六年第一期）
一九二○年盐谷温以《元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并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成为日本“官学”中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的奠基者。一九二三年，叶德辉为盐谷温的博士学位论文《元曲研究》作序，师生情谊溢于言表，其中除了提到盐谷“十年前游学来湘，与松崎柔甫同居，从余问业。柔甫从治小学，君治元曲。二者皆至难之事”，以及“曩著《六书古微》一书，以授柔甫。柔甫望洋不敢有所论述也”等之外，专就其习元曲之事做了详细说明。他说自己本想写一本《剧史》，这时，“适节山来湘，从问元曲，余书既不就，而以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之故，虽口讲指授，多方比喻，终觉情隔，不能深入。盖以吴音不能移入湘人之口者，而欲以中原之音移于海外，岂非不可信之事哉。幸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知其成就之早，必出及门诸人之右。尝以马融谓门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之语许君，君微哂不让也。”对《元曲研究》，叶德辉评价说：“叹君之博览鸿通，实近来中东所罕见。书中推论元曲始末，及南北异同，莫不缕析条分、探原星宿。幸余书未编定，若较君作，真将覆酱瓿矣。”但作为盐谷温的授业之师，他也指出了书中的不足，“君书尚有未及道者，则歌舞最初之缘起也。……（略）君书旁搜博采，几令余穷于辞。以此补所未详，或亦先河后海之义。君览之，得毋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乎？”（此序文附录于《先师叶园先生追悼记》之后）
对这篇序文，盐谷温在自编的《叶园先生追悼录》中说：“对未熟拙作陈过誉之辞，使添灿烂光彩，想起留学时之苦心，实有步蟾宫、登龙门之感，喜不自言。”
叶德辉去世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在东京最先举行其追悼会，在当时被誉为“学界之美举”。仅就学术史的意义而言，叶德辉与盐谷温、松崎鹤雄的师生情谊，的确是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然，那个时代的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盐谷温在他的《国译元曲选》（一九四○年目黑书店出版）的小序中就明确希望自己的工作“对兴亚之圣业有所贡献”，“以尽文章报国之微忱”。在本书中的“元曲概说”的最后，也满怀自信地表示：“本研究虽微微一学究之工作，但作为构筑东亚新秩序的基石之一，扮演了极为重大的角色。”
松崎鹤雄曾记述自己看到叶德辉校订从水野梅晓那里得到的日本丹波康赖编辑的《医心方》写本中的《素女经》的情形（《吴月楚风》，52页），此书已经收录到叶氏所编的《双梅景暗丛书》，这部中国“性典的集大成”之作，由伊吹净将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了日文，一九八二年在东京的公论社首次出版，又成了新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话题。而盐谷温在七十二岁还娶了一个三十七岁的原艺伎做后妻，也一度成为新闻事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朝日新闻》），甚至令永井荷风也觉得其“老健可羡”（《断长亭日乘》）。其“风流”的一面也似有与叶德辉相通之处。
在疏理日本近代学术史，特别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发展历史时，西方学术的影响自然是重要的，来自中国的传统学术的视角也不可忽视。比如盐谷温在来问学于叶德辉之前留学德国两年，他或许的确在欧洲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学术的一套方法或理念，但是如果不能够真正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而具备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切实把握，再高妙的方法大概也很难发挥作用。
（盐谷温与叶德辉，请参见拙著《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序言，三联书店二○○七年三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