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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冬天，我母亲在快过年的时候让我去给当时的班主任送一筐葡萄，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4年级，我的学习成绩非常不错，但我特别调皮捣蛋，并不受班主任老师的喜爱，老师喜欢的全是那种文文静静的学习好又听话的乖女孩，我即便是聪明伶俐、学习又好，但因为我调皮捣蛋，就不受宠爱。在小学时代，3年级以后，好学生可以加入“红小兵”组织——当时还不叫少先队。就因为我比较活跃和调皮，我总是不能加入红小兵，而我偏偏又特别想加入红小兵，于是，我母亲让我在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给班主任送一筐葡萄去。
       那天我右手提着一筐葡萄，踩着那吱吱作响的积雪，向老师家走去。我的班主任是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特别严厉的女老师，平时我们都有些怕她，我当时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在想到底该不该把葡萄给老师送去?我为什么要给她送葡萄呢?她并不喜欢我，一直认为我还没具备加入红小兵的资格，连很笨但很听话的女生都加入了，我为什么要向她去讨好和投降呢?
       我大脑中的两种声音在激烈地斗争着。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我这一天成功地把葡萄送了出去，那么我也许就将获得老师的宠爱，很快就将加入红小兵组织了；但另一个声音认为：如果我把葡萄送给了老师，等于从尊严上已先矮了一截，我是向老师送了礼才加入红小兵的，这于我的自尊心是受不了的。而且，万一老师收了我的这筐葡萄而最终又不让我加入红小兵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是那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能，我会在内心之中更加生气，甚至也瞧不起自己。
       10岁的我在那年冬天，大脑中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从而使我感觉到去给老师送葡萄的路程显得无比的漫长，我想我从来也没有走过感觉那么漫长的路了，而那一筐葡萄也显得越来越沉重，把我的身子整个儿拉向一边。那年冬天特别冷，到处都结满了冰，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过那些很滑的地方。后来，我的目光已经可以看到老师住的房子时，我站住了，我想了一会儿，决定还是不送了。我躲到校园里一幢房子后边的雪堆旁，决定自己把这筐葡萄吃掉。我足足吃了半个小时，吃得实在太多，太撑了，但也只把筐里的葡萄吃掉了一层，然后，我把剩下的埋人了一个雪堆里。
       我把一大筐葡萄埋入了积雪之后，我的内心突然之间涌起了一丝喜悦，因为我没有向某种东西屈服，我战胜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尊心，因为我无法面对自己向老师送礼以求得额外的好处的自尊心崩溃的现实。是的，当我把那一筐葡萄埋入雪堆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这是10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然后，我愉快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家中，我母亲问我把葡萄送给班主任了吗?我说送到了；她又问我，那你的老师说什么了呢?我说她没说什么，只是挺高兴的。母亲说，你明年就可以加入红小兵了。
       第二个学期我仍旧没有加入红小兵，因为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有成见，是不可能改变的。5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了，新来的老师非常喜欢我，而且常常在班上朗读我写的作文。不久，我就加入了已改名为少先队的组织，并且还当上了小队长。但在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小小的情结，这就是：我有些恨不让我加入红小兵组织的那个老师。
       今年冬天，我回新疆探亲，一个人踩着积雪重返小学校园，我在那里转悠着，想看看我的小学有了多少变化。突然，我看见了那个老师，我过去的班主任——她已头发花白，步履蹒跚了。她从我身边走过，并没有认出我来，我想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的。看着她远去的影子，一瞬间，我原谅了她，我早已不再恨她。
       但我内心经历的风暴，她永远不会知道。
       (阮洋、郑敦宝摘自2000年4月2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