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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新单位实习三天了，可我还不知道该叫我们领导什么。这个难题让我心情沮丧。
       在毕业之前能赶上这家报社招人，而且我又被推荐去实习，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羡慕。刚报到的那天，我拿着校宣传部领导的条子去找他的老同学——报社政教部主任。有了这种关系，第一次应聘的我心里略略有了底。报社的走廊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在政教部的门外屏住呼吸一分钟，然后怯怯地敲了门。
       屋内王主任正在和一名记者说话，我按吩咐坐在一边。王主任和记者的交谈琐碎而漫长，条子和推荐者给我的信心很快在尴尬的等待中烟消云散。当我注视着一缕阳光已经万分厌倦时，两人的谈话结束了。“王姐，我走了。”记者出门前与王主任亲切地告别。即将开始的应聘让我兴奋，但我旋即发现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该叫王主任“主任”还是“王姐”呢?
       这个问题让我时刻感到尴尬和紧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实习的第三天。部里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主任王姐，只有我一个人一本正经地叫她主任。他们通过亲切称呼对方形成的一种无形的纽带，轻易将我排除在外。应聘之前我也踌躇满志地想过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问题，但没想到问题竟会出现在如何称呼一个人上。叫主任在这种情形之下显然不适合，叫王姐我又缺乏和她之间长久交往的基础。实习之后能不能留在报社，是我时刻都在想的问题，但称呼问题已成为一个我必须跨越的障碍。
       为了将称呼造成的孤立地位改变，我想了许多办法。我很早就到报社打扫屋子，领一天的报纸，小心翼翼地侍弄主任桌上的那盆花。但一切的努力都会在吃中午饭时荡然无存。报社员工中午在食堂吃工作餐，部里的人都聚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想和他们在一起，以便增加一些交流的机会，可到时候该如何称呼主任呢?这个问题让我放弃了打算，于是每次吃饭我都找些理由走在后边，然后一个人躲在部里人看不到的角落里。
       称呼问题后来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一名老记者的吩咐下，我到大学里采访一个学生。因为是首次独立工作，我十分渴望成功。我去三次采到了详细的资料，然后挑灯夜战写了一篇自认为十分精彩的人物专访。这篇漂亮的稿子证明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完成了任务证明了我的能力，有了能力就有留下的希望……想着第二天主任看到稿子后可能做出的评价，我对未来重又充满了希望。
       稿子并未赢得主任的好评。她看完稿子后皱了皱眉头，然后告诉我再改一遍。憧憬的破灭换来的是无尽的失望，我垂头丧气地去重新采访。是不是主任怪我对她的称呼不对呢?这种时候我把一切导致我首次失败的可能原因都想了起来。称呼问题再一次在我的求职路上布下了阴云。当我小心翼翼地拿着重写的稿子再次站到主任面前时，主任又皱了皱眉头。我还得重写。接下来我的生活中便充满了不安和黑暗。稿子重写再重写，我一次次奔波在大学和报社之间。
       三月天，路上的残雪还没有化尽，几只麻雀笨拙地四处采找着食物。一场大雪就让麻雀失去了觅食的地方。我突然悲哀地觉着自己就是一只走投无路的麻雀。
       一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变成了手中那篇已经改了七八遍的稿子。这篇终于没发出去的稿子决定了我离开报社的命运。如果我称呼主任王姐是否能改变这种命运呢?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次不成功的实习。
       (贾想摘自《现代交际》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