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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文弱清癯、面带忧郁的毛承之坐在我面前时，一时还很难把他与《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一书的作者联系起来。
       这位被人称作“怪才”的年轻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甚至口讷得与人交流都发生困难。然而，一谈及经济学方面的话题，他便口若悬河，尤其谈到那本被众多专家肯定的《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一书时，更是滔滔不绝。书中奇特的逻辑思维、繁杂的图表、数不胜数的曲线、公式……让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记者眼花缭乱。
       此书出版前，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专门邀请专家鉴定，其出版简介指出：“这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理论……为我国建立健全科学的经济宏观调控与微观操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前，《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萧体焕、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荣俊等有关专家学者也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予以肯定，认为该书中的理论用于破解国内外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熟知内情的人都说，毛承之为了这一成果，走过的是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落榜生痴迷经济学　父母亲疑其精神病
       1972年12月，毛承之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仙下乡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当矿工的父亲当时给他取名方卫东。1996年秋，他走进宁都县公证处，把笔名“毛承之”更改为法定姓名。他解释说，“毛承之”者，继承毛遂自荐之精神也。
       不善言辞但酷爱思考的他，最早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可是，一个新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现象改变了他的志向。那是1988年，市场上商品丰富而物价上涨，大都市小集镇，人们都在疯狂地抢购。前几年父亲40多元工资，一家6口人活得挺好，如今工资涨了，生计反而日渐艰难。现在到底怎么啦?这算不算经济危机?尽管他力图去寻找答案，然而，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少年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关注和思考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但真正促使他潜心钻研经济学并发奋著书立说，还源于高考前那场变故。
       因父亲原在的煤矿关闭，其父于1988年调入宁都县一家效益不好的煤矿，毛承之的户口也随父迁入宁都县。1991年高考前，就读于于都县某中学的毛承之，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宁都县报考。当时，校方要他补交借读费等费用，然后才能为他开具转学证和学籍证明。但毛承之家里一时实在拿不出这笔钱。父亲患有严重的职业病，年近八十的老祖母瘫痪在床，父亲所在单位效益又不好，基本工资都难以保证，看病吃药的钱都得东借西挪。无奈之下，毛承之苦苦恳求校方及有关部门给予关照，可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和苦衷，因而未予准许。眼看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而自己还无法报名，他急了，越急就越感到绝望，绝望之余便干了一件傻事。一天，他爬上一个几十米高的采石场，纵身一跳。结果，头部、手脚严重受伤，幸好被一同志及时发现。才捡回了一条命。此事发生后，全校师生深感震惊。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校方破例出具了有关证明，他回宁都办理了报考手续。然而，本来就长期营养不良的毛承之，经此打击后身体更加虚弱，一进考场就头发晕眼发黑。
       那一年，他名落孙山。
       高考落榜后，毛承之清楚家里已无力供他复读，只好带着几分失意和遗憾回家帮父亲干农活。看着素有“物华天宝”之美誉但又长期贫穷落后的家乡，联想到自己因家贫而与进大学深造失之交臂，他便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与其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不如静下心来潜心自学。他选择了自己一直都很感兴趣的经济学，其初衷原本是想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从中找出家乡经济落后的原因，然后著书立说，以期对振兴家乡经济尽一点绵薄之力。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当初的立意便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后话。
       于是，他借来了大量的经济学书籍，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于光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只要能借到的经济学书刊，他都一一拿回家，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便在灯下如饥似渴地攻读。没多少文化的父母不懂什么叫经济学，也闹不明白研究经济学能给贫穷的家庭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只知道儿子熬夜读书不仅浪费了电，而且还影响第二天干活，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儿子研究经济学，强行收缴他的书籍和读书笔记。为此，毛承之经常和家人发生争吵。
       为了避免和家人发生冲突，毛承之只好等家人入睡后，关上房门点着煤油灯苦读。长期的熬夜苦读，毛承之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1992年秋季的一天，他到3里开外的地里挑花生藤，路遇暴雨，茫茫旷野找不到避雨之所，肩上的担子越挑越重，实在走不动后，他只好站在一棵松树下仰望乌云翻滚的天空，直到天黑雨才停下来。当他气喘吁吁像只落汤鸡似的走进家门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家人见状，忙掐其人中进行急救。
       躺在病床上的毛承之反而感到些许欣慰，因为家人不再催他干农活，自己可以安心地坐在家中看书。那时，毛承之对经济学的研究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父母始终无法理解，因而常常唠叨，旁人也对他风言风语。毛承之对此并不计较，依然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研究中，除了跟村里几位教师和村干部有些交往外，总是独来独往，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长期的沉默已严重影响了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我们在采访中就明显感觉到了与他交流的困难。
       1992年，毛承之通过内招来到父亲所在的煤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但他始终忘不了他的经济学研究。当时，矿里给了他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这小屋成了他的自由世界。没有父母的唠叨，没有外界的干扰，工余时间，他便躲进小屋一头扎在书堆里，三更灯火，五更鸡鸣，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没过多久，便没有一个挖煤作业组要他。因为他要读书，读累了，脑子需要休息的时候才去挖煤。在他看来，挖煤只是研究之余的小憩，别人无法适应他这毫无规律的作息时间。最后，矿上只好让他去挑煤。这是一种独立的工种，你想什么时候去挑就什么时候挑，爱挑多少就挑多少，反正是计件取酬。但这却是一种重体力工作，而那时，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熬夜苦读已使他的身体非常单薄和孱弱。终于有一天，他口吐鲜血，病倒了。
       当时矿里的经济状况已十分紧张，无法为他报销医药费。他只好回到家中，找来医学书籍，对照自己的症状，白天上山采挖草药，晚上一如既往地挑灯夜读，没想到他的病情竟奇迹般地一天好似一天。
       回矿上班后不久，多灾多难的他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那天，他去矿井挑煤，突然脚下一滑，不慎掉入近20米深的井底。不知是他自己命大，还是他的精神感动了上苍，他又一次大难不死。
       经此磨难后，毛承之意识到自己的体力和身体状况已无法胜任煤矿的工作。那时，正值京九线开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赣南经济腾飞的一个契机。于是，他干脆背起行囊，自费到赣南近十个县市进行市场调研．其间，写下了系列论文7篇。原江西省赣州地委宣传部部长胡国铤得知他的事迹后，一面对他进行鼓励，一面打电话给宁都县有关部门，督促他们替毛承之解决一
       些实际困难。
       毛承之的父亲对他的这一举动却无法理解，因为他不懂什么叫执著，但知道精神病的可怕。这孩子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他一直这样怀疑。当毛承之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时，父亲请来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强行把他送往赣州“治疗”。一路上，毛承之声泪俱下地向父亲声明自己没病，可父亲却坚持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到赣州后，父亲找到一位在赣州某医院当医生的同乡，不由分说就给毛承之注射“舒必利”，然后把他当成精神病人看管起来。
       十多天后，毛承之寻机逃出了医院。回到家中后，一向温顺得像只小绵羊的毛承之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着父亲大发雷霆，过后又埋头写他的经济学论文。
       此时的毛承之已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经济学资料，他的理论水平也大有长进。到1994年底，10万字的《现代经济价格理论》终于收笔，这就是《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前两部分的初稿。那时，他身边已很难找到可以和他讨论经济学的人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进大学深造了。
       为求知自费去旁听　填肚子全凭方便面
       在赣南师范学院张佑文教授的推荐下，毛承之于1994年8月的一天携手稿前往南昌求见南昌大学校长潘际銮先生。经南昌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尹继东召集有关专家对其手稿进行论证后，校方同意他进入南昌大学经济系旁听。接着，教授们又以相当的热情为他的手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毛承之一边在课堂上丰富自己，一边修改书稿，如鱼得水。在校期间，他先后发表了《简述价格波动理论与宏观调控》、《京九硅谷经济带探讨》等多篇论文。但是，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决他的经济问题。
       毛承之的家庭已无力供他上学，靠自己在煤矿挑煤积攒下来的1500元钱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只好到市场上批发一箱箱最便宜的方便面和榨菜，一天吃两餐，一餐开水泡面，另一餐也多是有饭无菜。他的原则是：只要不饿死就行。
       好强的他，总是赶在别的同学下课前躲在寝室把饭吃完。直到第二个学期，他几次因营养不良昏倒，同学们才发现他几乎是靠方便面维持生命。同学们被他的精神感动了，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便常常资助他一些饭菜票。毛承之也投桃报李，经常主动帮同学打开水整理宿舍。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到建筑工地打零工。老板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只要他一来，总会设法给他找点活干，算工钱时，也会有意多给一点。
       毛承之就这样跌跌撞撞地挺过来了。
       1996年，当五易其稿的《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脱稿向西方经济学挑战时，他的营养状况也向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穷书生借款出专著　众专著首肯毛怪才
       为了《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一书的最后定稿，毛承之决定北上京城求见经济学权威专家。毛承之永远忘不了他的那次北京之行。身上只有30来块钱的他挤上火车后，当列车员查票时，他一脸的尴尬，怎么也解释不清自己的处境，最后还是好心的同座旅客把他从尴尬中解救出来。到北京后，又是素不相识的北大学生接济了他。那天，毛承之在北京大学博士楼旁给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打电话，站在一旁的北大数学系学生牛继东见状，便主动问他的情况，了解到毛承之的处境后，素昧平生的牛继东向他伸出了援手，免费为他提供食宿，后来还借给他返程路费。
       找到栖身之所后，毛承之便遍访各路名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萧体焕热情接待了这位农家子弟，对其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主动为他的出书事宜牵线搭桥。
       1997年6月，毛承之怀揣100来块钱赴武汉联系出书事宜。一天时间内，他便跑完了武汉三镇十来个出版社，结果都未能如愿。无奈之下，他便慕名求见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当时碰巧没能遇上杨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得知其来意后，把他介绍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总编浏览完书稿后，当即把手稿留下，答应替他出版。
       至此，出书之事总算有个着落，难得一笑的毛承之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可接下来，他又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出书费用。这些年来，自己潜心钻研，只是偶尔外出打打零工维持起码的生计，眼下已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家里也是穷得家徒四壁，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2万多元的出书费，无疑是一天文数字。当初，就是因为家贫交不起几百元借读费，情急之下干了傻事。如今，历经磨难的毛承之已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他坚信世上没有跨不过的坎。于是，毛承之四处筹款，他跑遍了所有亲戚家，但是，每次都是空手而归。因为他的亲戚大多是土里刨食的农民，自家的生计都很困难，哪来闲钱替他出书?
       关键时刻往往是一分钱都能难倒一个英雄汉，何况毛承之并非英雄。正当毛承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热心肠的朋友替他解了难。他的那位朋友找到一位手头阔绰的老板，以自己的名义担保向老板计息借款。书款凑齐后，毛承之立即赶赴武汉，敲定书稿付梓事宜。
       1998年11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终于摆在了毛承之面前。毛承之喜极而泣，双手抚摸着崭新的书本，其神情犹如刚刚分娩的母亲抚摸自己的孩子。
       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杨叔子院士致电毛承之说，你精神感人，我很感动，望你再接再厉，再上台阶……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资深教授张宗成在给《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萧体焕的信中写道：《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是一本难得的经济学专著，并写下了2000多字的书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杨荣俊研究员也为该书写下了题为《研究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佳作》的书评。
       毛承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还想读研究生，一边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一边着手《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通货计量分析史》的编著。万一不能如愿，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研究，既然过去这么多困难都克服了，相信以后面临的困难也能克服。
       (李泽、张志军摘自2000年1月14日《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