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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我上高一，物理成绩一塌糊涂。
       物理老师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年轻人，心高气傲，整日梦想着在学校里来一场翻天覆地的教改。班上好些同学，有男生有女生，视他为偶像，跟他关系很好。
       我不在其中。我不是物理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我白天沉迷于小说无法自拔，晚上住在学校的广播室里，一张接一张地听唱片，那种老式的密纹唱片，听到夜深。不仅如此，那时的我还不可救药地暗恋着班上的一个男生，班长，成绩优秀且高大英俊。
       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我的物理考了58分。
       事情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天下午，最后一节物理课，我昏昏欲睡。临下课的时候，老师把头一天交上去的作业本发下来。我一翻开本子就赶紧合上，生怕同桌看见——我的本子上，是一个鲜红醒目的大叉。
       这时老师说：“我想请一位同学上来，把昨天的题再做一遍。”
       我努力让自己身形矮下去，缩成小小的一团，这样老师就不会注意到我。可是老师还是叫了：“施凉——”听了15年我自己的名字，此刻它像一道惊雷从我的耳边隆隆驶过。
       我硬着头皮走到黑板前。我知道我做不出这道题。既然吃了一把叉，老师又还没有订正讲评，我怎么知道它该怎么做?我在讲台上站成了一截木头。
       老师催促：“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我绝望地抓起粉笔，照我昨天的做法，在黑板上重新写了一遍。错就错吧，我不在乎了，只要做完回到座位上，就解脱了。
       但是老师不放过我。他说：“你先别下去，我请一位同学来做给你看。”他又叫了一个名字——我知道我的脸在瞬间变得惨白——他叫了班长。
       班长上前来，飞速解题，然后放下粉笔，回座位去了。我仍旧僵立在那里，看见老师嘴角露出一缕微笑。老师问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吧?”
       我还是不知道。但是我点头。老师终于肯放过我，说：“你下去吧。”我垂头走回座位。
       救命的铃声响起。放学了。我不动，我要等所有人都走了才出去。
       教室喧闹一阵又沉寂下来。我拎起书包起身，班长竟然站在讲台上，他在擦黑板，粉笔灰落下来，白的，没有声音。我往门口走。他转过身来看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知道我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令他对我重建好感。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是一段斧痕累累的木头，木质已经腐朽。而我的暗恋的种子，纵然有泪水浇灌，也再没有机会发芽。
       后来我读三毛的书，读到小小年纪的三毛被老师在脸上画熊猫般的黑眼圈时，不禁放声大哭。
       再后来，听我的语文老师讲，物理老师那样对我，其实是恨铁不成钢。他专门去问过其他科目的老师，施凉成绩怎样，结果所有的老师都说：“施凉，好学生啊。怎么了?”
       据说他当时十分尴尬。
       他想刺痛我，令我上进。他以为我是电视剧中的日本人，他一耳光把我打倒，我站起来还要对他感恩戴德。我不是日本人。我不需要这样的刺痛教育。我那时还年轻，还很脆弱，我需要的是呵护和鼓励。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的是，他毁了我的自尊，这样的耻辱在我心里激起的只有仇恨，令我此后一生都不会再去亲近那一门学科。
       当老师还有比他更失败的吗?
       如此想来，最终被刺痛的，还是他。
       现在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我对我的学生十分宽容，每次考试，只要在55分以上的，我通通给他们打成60。
       (吕建芬摘自《女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