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北京时,独自住在燕京大学租借的达园,我的九妹便陪同这个女作家住在上海。那时节,上海的空气慢慢的变了。海军学生的事,政府方面似乎明白了过去处置的过分,正极力在那里想把过去那点恶劣印象从一般人的记忆里拭去。
丁玲在上海住下,已不必担心突然被捕。于是若干大学的文学会,皆有了丁玲公开演讲的消息。凡是来请她的,她明明白白知道那方面学生分子复杂,到那里去谈话放肆了些,激烈了些,说不定将来还会累及来邀请她的学生坐牢。但无论如何她总到场,去时既不如何预备,也不怎样做作,只洒洒脱脱的把想要说的话说它一阵,到无话可说时,这演说便结束了。
“演说”这两个字未免太严重了些,且那么充满了无聊绅士臭味,对于这个朴素老实湖南女子,实在不很相称。她欢喜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断续不一的谈下去。如今要她站到讲台上,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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