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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