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分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事。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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