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人的新权力在中国沿海边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变化:一方面是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出现对外国人效忠的迹象。广州商人和仆役实际上参预西方扩张的活动,助长了这一人心转变的过程。当怡和、宝顺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扩大合法贸易并在口岸外的轮泊处发展鸦片贸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南方招募来的中国帮手。广州和福建商人也独立自主地迁往上海,从事合法的与非法的贸易。
这些随着西方贸易的扩张而迁来的广州人,不仅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于长江三角洲,带有那种异域情调,而且许多人是对外贸易中日益成长的下层社会里的不务正业者和诈骗者。从厦门来的广州人和福建人,他们出过洋,因为曾是香港、新加坡、槟榔屿或马来亚等地的居民而取得了英国国籍,他们也可以要求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这就形成一整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人阶层,他们能够随时要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虽然中国的习俗则坚持各地的中国人都是清帝国的臣民。这样一来,外国 庇护下的广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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