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眼里,条约口岸在新的边疆地区——不是未开发的边疆,而是人烟稠密的文明边疆——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前几代的西方贸易商已把这些港口选定为打进中国商业渠道的潜在地点。厦门与宁波在十六世纪已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广州和上海却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另外三个地方不过是前哨地点而已。在订约后的头十年中,厦门的外侨约在二十五人左右,福州和宁波各有十二人左右。分散在港口外的鸦片接受站的人数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来的贸易中心广州大约有三百个外侨,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上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有十二个商行和一百名左右的外国人。到五十年代中期则发展到了七十个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国居民(不计家眷),并有八个领事馆和三十六名新教传教士。②
在各个口岸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