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到十九世纪初年,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是各级官库无不出现亏累。和珅倒台以后,政府开始致力于迫使地方官弥补国库的亏欠(或亏空),甚至要使现任官员追补前此历届任下所遗留的亏累。按照学识渊博的省级官员贺长龄的话说,亏欠问题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使官吏们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②
大家都承认,这些亏欠不是由于人民亏欠了税赋,而是由于官吏们自己盗窃国库造成的,因为他们必须偿付一套随从人马的需要,以及履行他们对其庇护者官员的义务,甚至在他们适当地照顾到自己的腰包以前就必须这样办。在庇护制度下,给上司“馈送”是宦场生活中应有之义。在十八世纪末期的环境中,官吏们不会因为帐务亏累而受处分。的确,正象一位御史无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样,谁的亏空越大,谁受的待遇可能越好。③可是,和珅之后的形势反而变成了对民众实行更大的剥削,因为县官们都在更多地搜刮纳税人,设法弥补他们的赤字。巡抚们用削减县官 们的“养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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