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六十年代,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①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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