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①。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①。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②。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③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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