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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