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①。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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