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
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