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先生曾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各有其生活风气，此生活风气是由穷年累月积累而成的”。他指出来：“英国人的风气是沉默寡言，长于计算，注重事实，不尚理论……各人政治上的信仰都很坚定；不论其为保守党，或自由党抑是工党，遇有国难当前，都能抛弃各党的成见，共同应付政治上的难局。”法国人的性情“喜谈抽象原则”，在“公务方面多偏重形式，行政的手续非常麻烦”，政党林立，好闹意见。德国人的性格很彻底，“对于每一个问题必有（知？）其所以然之故，非寻根追底，问到最高源头不可”。因其生活过于军事化，所以“最长于听命令，不长于平等合作”。（《立国之道》第三一一页至第三一四页）
       张先生以为：“一国的国民生活习惯，与一国的学术政治军事现象有密切关系。本来西方人是先有了某种生活习惯，然后才产生某种政治法律制度与文化现象；所以两方面是一致的，是殊途同归的。而我们的困难问题即在一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而他方则有几千年所沿袭的旧习惯；两方面是不一致的，是冲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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