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然而,由于黄宗羲在其传世的著述中,对其东渡日本的缘由鲜有涉及,因此引起后人争议,迄今仍悬而未决。
雍、乾间学者,黄宗羲的学术传人全祖望最早提出黄宗羲东渡日本“乞师说”。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之时,曾数次遣使日本,乞师求援,全祖望认为黄氏参与其中一次“乞师”之行:“是年(顺治六年),监国由健逃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近世学者梁启超则持“避仇说”。梁氏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时间在顺治元年。这一年,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阮大铖重新得势,便重修旧怨,大肆报复复社人士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事。由于黄氏在《公揭》上名列第二,所以必然要遭阮之迫害。这就出现“避仇”日本之举(见《饮冰室文集》之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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