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而，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