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知几《史通·书志》篇：“班固缀孙卿之言以序《刑法》，采孟轲之语用载《食货》，《五行》出刘向《鸿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是作史者重在搜集材料，可以把所得的材料分别它的类别，来安置在自己的书中，这是整理而非抄袭。正因为历史有一定的事实，不容由人们的意志来变更，那末，为什么不可取人之所长来丰富自己的作品呢？不同于理论或创作，重在表现各人的思想意识。班固的《汉书》，正是它汇集了孙卿、孟轲、刘氏父子的精华而造成的一部良史。前此的孔子和司马迁，何尝不取“百二十国宝书”和《诗》《书》《世本》等材料来写成他们不朽的《春秋》和《史记》？所以史家的著述和文学家不同。刘知几说他“因人成事”，似乎是有不满的微词，这是不能服班固之心的。
       文献学这门学科，应该注重于捜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这对于接受祖国文化遗产和进行研究工作是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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