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鲁之诗同在《颂》，文王、厉王之诗同在《大雅》，闵管、蔡之《常棣》与刺幽王之《》、《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刘之《豳风》与刺卫宣、郑庄之篇同在《国风》，不分时世，惟夫意之无邪，词之温柔郭厚而已。如是以论唐诗，则初、唐、中、晚，宋人皮毛之见耳。不惟唐人选唐诗，不分人之前後，即宋、元人所选，亦不定也。自《品汇》严作初、唐、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馀响诸名目，但论声调，不问神意，而唐诗因以大晦矣。《品汇》又多收景龙应制诗，立初唐高华典重之说。钱牧斋谓‘其人介于两间，不可截然划断’，是矣，犹未穷源。盖唐人作诗，随题成体，非有一定之体。沈、宋诸公七律之高华典重，以应制故，然非诸诗皆然，而可立为初唐之体也。如南宋两宫游宴，张抡、康伯可辈小词，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是以宋之问《遇佳人》，则有‘妒女犹怜镜中发，侍儿堪感路旁人’。徐安贞《闻筝》则有‘曲成虚忆青娥佥，调急遥怜玉指寒。银锁重关听未辟，不知眠去梦中看’。杜审言《春日有怀》，则有‘寄语洛城风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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