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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