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下,道义功利,离而为二。而犹幸道义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诗》、《书》、《礼》,翼赞《周易》,因鲁史成《春秋》,其后群弟子相与撰次其言辞行迹,为《论语》,而又各以意推衍为《大学》、《中庸》,《七篇》之书。
经火于秦,《论语》伏于屋壁,《大学》、《中庸》汩于《戴记》,而七篇夷于诸子。岂经书之藏显固有时乎?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汉武帝始以英杰之才,崇向儒术。用孔子六经,收召当世贤良俊茂之士。其俊遂为成格。而史迁读功令,乃至废书而叹。班固继讥之,以谓儒道所由广,禄利之途然耳。
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议者又谓以排偶之文,汩传疏之体,束发小生,哆口执笔,代圣人立言,为侮圣伤道之大者。夫二君诚不能以道义躬先天下,不得已而为此制,盖亦厄于世变,而其为效,亦有以阴福天下后世,而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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