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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颗炸弹砸下来
       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所
       六千个弹着点
       像六千只重伤之眼
       匆忙地映照出
       那几千个有夫之妇
       有妇之夫 和未婚男女的脸庞
       他们的身上全是硫磺，或者沥青
       他们的脚下是拆掉的钢架
       二OOO年十一月，我写下了我在柏林的最后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这首诗的标题却是我年初刚到柏林时，第一次看到威廉大教堂时想到的。作为柏林最大，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教堂，在二战中险些成为一片废墟，如今它像一个饱受折磨的美妇人站立在柏林最繁华的一条街上，伤痕累累，风采依稀可见，让人看了心酸。在它身旁新修的现代建筑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新教堂，简洁的造型蕴藏了好些原教堂的隐含元素，摩登而又朝气蓬勃，反倒衬托得威廉教堂更加凄美，更加让人心动。在它脚下，是那些喜气洋洋的观光客，情侣，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嬉戏的儿童，“轻伤的人／从此拿着重伤的地图”，现实中的柏林，连这些伤口也成为了旅游的一部分。
       关于这首诗有两个情节让我觉得有趣。第一是在一次朗诵会后，一位中年德国妇女耐心地等待我与周围的人交谈完毕，走上前来(我注意到她是一位诗歌的认真倾听者，第—个到达会场，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让翻译告诉我：一、不只是六千颗炸弹，应该是更多。二、没有“夫”，因为“夫”们都已经被送到前线去了，城市里已经只有妇女和孩子、老人了。可爱的德国人的理性逻辑。看看她等了半天就为了要告诉我这两句话，我既感动又难以解释得清这首诗的起因与动机，看来她也并不等待回答，说完以后就自顾走了。我甚至没来得及告诉她“六千颗炸弹”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学根据。它仅只来源于一部小说给我的强烈印象。
       大约八六、八。七年我与朋友韩东通信时，他隆重地向我推荐了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莱尼和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我买了但一直没看这本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八一年版，没有前言后记，也没有任何一个字的原文注释，但我仍然喜欢这个版本)。由于是韩东推荐(我欣赏他的判断力)，我仍然时时挂记着这本书，去德国时，我特地将它带上，就在去海德堡的火车上，我一气读完了这本书。不消说，我从第一页就开始被吸引，当火车开到科布伦茨一带时，我正看到一九四五年“三·二”空袭那一部分，即便窗外是阳光明媚的莱茵河，左岸就是书中所写的“地图上那根弯弯扭扭处在洪斯吕克和艾费尔之间的黑线，即摩泽尔河”，连那迷人妖精罗累莱的岩石都长在这条线上。但此时此刻，我还是被伯尔的文字拖进半个世纪前的防空洞、地下室。奇怪的是，伯尔其实并没有正面写到战争，充其量写了些躲警报、躲炸弹、地下室一类的事。这种回忆关于抗日战争的报道我也看多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写得这样让读者身处其中，无处可逃，“一连六个半钟头飞机不停地狂轰滥炸，航空水雷和近六千颗炸弹像冰雹般落下来。”当我从书上抬起头来时，我的嘴里也像他写的一样满含灰沙，咬得“嘎嘣嘎嘣直响”，那种感觉就像十五年前我独自一人坐在电影院里看《解放》一样，既恐惧又刺激，看得欲罢不能。
       “丢了近六千颗炸弹啊……”这句话和看见威廉教堂这件事，就这样变成了一首诗。我当然知道战争中的一系列数据和报表，也知道战争的真相远远不仅于此。但是某部黑白纪录片雨点般落下的炸弹和这句简单的描述，成了我脑子中战争的最有力量的造型元素。
       “丢了近六千颗炸弹啊”，也是这句话，让我知道了，在战争发起者的国度，老百姓也尝到了战火的滋味，“至少经历了两百次空袭警报和大约一百次轰炸”。至于城市，许多建筑尸骨未存，断壁残垣中的破铜烂铁也被拆光卖尽，“我正式开了一家店，招牌是：废旧房屋建筑拆除工程股份公司”，书中一位发战争财的家伙很有远见，事实上，他的确发财了。
       有两次走在巴黎人头攒动的旅游者中间，我看着巴黎那些美丽的古老建筑，突然想到：如果当年法国人不是像德国人那样一根筋，那么今天这样全世界最高的旅游外汇收入就不是法国独占了。而德国，由于听凭一个战争疯子把他们领上一条不归路，直至把历史名城变为一片废墟。柏林现在只能在数据上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建筑工地(第一大工地在上海)，倒是成为了全世界建筑师们的觊觎之地，但也就与旅游创汇关系不大了，试想会有多少老百姓专程前来参观没有历史根据的现代建筑呢?
       关于这首诗的第二个有趣情节来自于诗的标题。我的女朋友林林告诉我，他的德国男友波尔在读了这首诗后，表示不同意“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这个概念，正好相反，他认为，无论如何，城市受的是轻伤，而人，受的是重伤。因为德国人为了永远记住战争带给他们自己的创伤和灾难，为了给后代留下永久记忆，修建了许多纪念馆(我本人就参观了不少，并且无一不是由德国人带领)，并且在城市的修建中，有意识地保留战争对城市的伤害(如保留弹洞、废墟等战争痕迹)，这些建筑措施都是人为的，是受过重伤又恢复过来的人对战争的切肤记忆。而城市本身却是不断地恢复，新生，容光焕发，就像一个经过整容手术后的美人，虽然不是天生丽质，但也颐养得当。在波茨坦广场周围许多新建筑的修建，正如这个城市的伤口不断地被一次次地修补，覆盖，已渐渐痊愈。
       波尔的理解代表了在我的预料中德国人对这首诗的理解，从他们的角度，人，肯定是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最深的。至于城市，建筑，文化，历史，则都是容易重新整合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呗。
       在我看来，这首诗是写“记忆”的，城市、建筑也是有记忆的，史实、数据、精确度是另外一回事。“记忆”既不同于史实，也不同于虚构，它应该怎样度量，又怎样外化呢?从来没有过一个城市像柏林一样，以沧海桑田一样的城市肌理来记载一个世纪的变化。透过一些建筑明信片，我们还能依稀回忆起十九世纪柏林巨大而沉重的建筑群，那些有着统一标高的房屋，和轮廓分明的街道，转眼间战火屠城，废墟林立．一条一百六十五公里长的真空隔离带将城市的身体一剖为二，一半涂鸦，一半艳妆，东西柏林的伤口被一个看不见的纱布裹在一起，其体内的脓水一直溃烂了若干年。今天在大街上行走的，在酒吧中流连的，在公司里上班的德国人，无法看清他们自己的伤口，他们刷卡，穿着名牌西装，挺拔，高大，站在寒风里如玉树临风，他们身上已然消失的那一部分，才是战争留给他们的伤痕，他们认为的“重”，其实是现实中的轻。
       而城市，是无辜的，它对战争无知无晓，对人事兴亡和江山更迭也无动于衷，对生死爱欲也茫然不顾。城市的所有沧桑繁华，气象万千，以及劫难毁损，都是人强加给它的。但在战争中，它们却成为政争、权谋、罪愆的风暴核心。人，创建城市，又任意摧毁它，并不当它是一个生命，人，既能让城市生，也就认为有权让它死，政治家们所谓“谈笑间灰飞烟灭”。所以，城市
       (它一般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文脉、历史、象征)在战争中受到的内部重创是被轻视的，是一种现实中的“轻伤”。
       波茨坦广场的新建，固然是用已经断掉的各类线索(国家、历史、文化上的延续)，试图来一个历史复原，用以弥补城市文脉上的断裂。当年希特勒制造“纵火案”的国会大厦，现在成为了联邦议院，大厦的楼顶，是一个全玻璃圆顶，现代设计的穹顶。新旧对比，战争与和平的含蓄隐喻，使这个古老的备受伤害的建筑重新闻名于世，但整个城市的折衷规划，现代建筑在原有的巴洛克风格地区中的介入，实际上已经反映出这个国家文化与城市结构的被破坏。
       记得一次与洪堡大学的女教授尹虹一起在共和国宫附近散步，她指着曾经作为东德代表性建筑的共和国宫，愤愤不平地告诉我，来自西柏林的政府官员一直主张将其拆除，对东德人来说，统一同时意味着从此在文化、经济和身份上都成为了二等公民，而作为五十年东德历史的建筑代表，也面临成为有选择地销毁历史的牺牲品。这多少也说明了在某种特殊状态下，建筑也未必可能完全超越权力和政治形态。
       由于战火，由于隔阂，由于意识形态，城市的肌理第二次受创，除了个别建筑师从生态学的观点呼吁接受历史见证，保持建筑的当代内容之外，政治家们的考虑则是与此无关的。在我喜爱的德国导演文德森的电影里，柏林的上空曾是这样纠缠着两种现实，两种场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空间的占有，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柏林这样充满记忆，充满各种符号，充满内伤和外伤。外伤可以通过新的立体设计，新的美学含义，新的技术保障藉以恢复，即：一种所谓“批判性重建”的策略来实行的“重新构造柏林的历史核心”；而城市的内伤——那不可见的，已然消失的，无法在场的，但又阴魂不散地笼罩着人们的“记忆”(不仅仅是博物馆提供的记忆，也不仅仅是电影版或摄影版或教科书版的记忆，而是走在柏林的每一个小小街口，迎面撞上的缺口和弹洞，或是在那些高技建筑的大厦，楼梯，绿地，孤独无助地站立在风中的一小块残垣，又或是在提到“战争”二字便掠起阴影的话题中)。这些无处不在无法愈合的伤口成为不但是文德森的电影而且是城市生长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在它身旁走动的百分之百金发碧眼的正版德国人，只是这个巨大伤口的无数根缝合线，是为了忘却的走动的纪念碑，是一大片虚空中向未来过渡的城市肌理。
       这个城市受了两次伤，一次作为建筑，一次作为生命。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