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西夏的服饰制度、西夏男女服饰及其特点。通过对西夏服饰与周边各民族服饰的比较，可以发现，西夏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已汉化。但是，党项族与契丹、女真、吐蕃同属游牧民族，共同的游牧文化心理，使他们之间的服饰有许多共性。
关键词：西夏 党项族服饰
作者孙昌盛，1968年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银川市利民街113号，邮编750001。
服饰在人类社会中，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其本身具有诸如御寒、审美等作用外，传统观念还把它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宋儒朱熹云：“蒙童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所以，服饰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夏王朝与中原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有一套自己的服饰制度，且男女服饰各有特点。本文在介绍西夏服饰之制及西夏服饰特点的基础上，还通过与周边各民族服饰的比较来探讨其文化上的关系。
一、西夏服饰制度
早期的党项民族游牧于我国西北地区，其服饰不可能脱离游牧民族“衣皮毛”的固有特牲。隋唐之际，党项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内迁后，党项民族亦保留穿戴皮毛的传统习俗，元昊曾云：“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
内迁后的党项民族，由于与中原王朝频繁地接触、贸易、交聘，汉族服饰渐被党项人所接受。尤其是，中原丝织品通过岁赐、赏赐大量流入党项境内，使皮毛服饰受到强烈冲击。西夏太宗德明曾深有感触地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元昊继位，为了突出民族特色，下令秃发，改大汉衣冠，制定了西夏初期的服饰制度。
西夏显道二年(1033)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同年又别服饰，建立西夏衣冠制度。元昊自己“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对文武百官的朝服、便服和庶民百姓服装颜色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 ，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毯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
元昊以后的西夏各代君主虽对元昊制定的西夏服饰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更改不大。毅宗谅祚“窃慕中国衣冠”，主张“去蕃礼，从汉仪”。秉常时期，梁太后专权，梁氏反对汉礼，遂去汉仪，复用蕃礼。乾顺、仁孝两位皇帝设科举，建学校，是汉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在服饰方面，这时的汉族服饰在西夏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皇帝和皇后服饰与中原宋皇室相差无几。如宋王朝皇帝专用的黄色龙袍和通天冠已被西夏统治者所吸纳。西夏法典中明文规定：御用服饰的颜色、图案，官民士庶不得冒用，僧俗男女禁穿石黄、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衣上有团身龙，禁止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等饰物。从这些规定可看出，西夏皇帝、皇后服色已为黄色，上有团身龙、日、月图案，皇后等皇族妇女头饰有凤凰龙样。
总之，西夏服饰制度是从立国之初到西夏中期，在汉仪与蕃礼多次兴废的斗争中形成的，其制度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二、西夏服饰的特点
(一)男子服饰
头饰
党项人早先披发或者蓬首。建国前夕，元昊下秃发令，三日之内，全国男子剃光头顶，并耳垂重环。因此，剃发、穿耳戴环成了西夏人的标准形象。《涑水纪闻》载：庆历初元昊兵围麟州，麟州城里需人外出求援，通引官王吉请行，便扮作西夏人装束，“请秃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糗粮，诈为胡人”。这里需明确的是，西夏人秃发并非将头发全部剃光，而是“髡发”，即头顶剃光，周边留发。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的西夏男供养人，凡未戴冠者均髡发，如榆林窟第29窟南壁东侧有几身头顶剃发、周边留发的供养人像。黑水城出土一幅《观音画》，图右下有一组西夏佛事活动的舞乐场面，舞者、伴奏者均为头顶剃发的髡发样式。
冠帽
西夏帽类较多，有冠、幞头、巾、帻等。
冠是固定于发髻的帽子，较庄重。元昊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称帝后“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到了西夏后期，西夏皇帝可能受宋王朝皇帝冠饰的影响，佩戴通天冠。通天冠是用北珠卷结于冠上，有二十四梁，冠前加金博山及用金或玳瑁制成蝉形附加于冠上，高及冠卷之广均为一尺，外用青而里用朱色，为封建皇帝所专用。在安西东千佛洞第2窟南壁的水月观音经变图中，水面上云朵火光中站立四俗人虔心拜观音，中间为首者戴通天冠，挂如意，前面一侍女拿符节，身后文吏拿书，一力士张旗。这一组人物，表示帝王拜谒水月观音，戴通天冠者应是西夏皇帝。西夏武官多戴冠，有云镂冠、金镂冠、黑漆冠等。另外，西夏贵族还使用一种羊首冠，据《甘州府志》载，明代郭澄所撰《忠武王庙碑记》云：“神以羊饰冠，朱衣端笏。”“忠武王庙”是为西夏皇帝遵顼的父亲李彦忠所建。由此可见，西夏存在羊首冠，且是一种高贵而神圣的冠饰。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两件羊首铁灯，羊首顶部有类似冠的装饰，亦可为此印证。
幞头是用铁丝或竹篾等为骨，外罩以纱或漆纱，背后装两脚的帽子。它在西夏文职官员中较为流行。元昊初别服饰，就规定文官幞头，武官戴冠。我们在西夏壁画、木板画上见到的西夏官员多戴幞头。
巾为劳动人民中较常见的一种头饰。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牛耕图、踏碓图、锻铁图中的男子形象，均头裹皂巾或方巾。
此外，在一些西夏文献中还有帽类的记载，有毡帽、界帽、发冠等。
衣裳类
西夏皇帝服饰，早期与中后期有所不同。元昊继位后“始衣白窄衫”。最晚从仁孝时期起，西夏皇帝开始穿用象征中国古代封建王权，有日月、龙样图案的黄色衣服。《天盛律令》规定，石黄、杏黄、石红的衣服及有日、月、团身龙等图案的服饰禁止百官、百姓使用，而为西夏帝王专用，显示出西夏服饰严格的等级制度。
官吏服饰有朝服、便服之分。朝服为紫色和绯色襕衫，金涂银束带。襕衫是唐、宋朝男子常用服装，是一种无袖头的长衫，上为圆领或交领，下摆一横襕，亦有腰间束带。从壁画、木板画中西夏人的穿着看，西夏襕衫多为窄袖、圆领或交领，腰间束带。武威出土西夏木板画上的男侍，分别着不同颜色的圆领窄袖襕衫，腰束带，发式作飞鸟状，或拱手佩剑，肩披长巾。榆林窟第29窟西夏壁画上的西夏官员着交领窄袖长衫，腰束带。西夏官服中还有袍。袍是长至足上，有表、有里、有袖的长衫。《
东京梦华录》载，西夏使臣“服绯窄袍”。西夏官员的便服为襕衫，腰束带，这种襕衫是紫皂地绣毯子花旋襕衫。
西夏平民衣服主要有衫、裤、袄子等，服色为青、绿两色。衫是没有袖头的上衣，既有衬在里面的小衫，也有穿在外面的长衫。西夏的衫，文献记载的有衬衫、汗衫、褐衫等。袄子是有袖头的，有夹的、绵的，都作为衬在里面的衣着。从西夏的人物画看，平民衣服的样式大都短衣、
紧腿，便于劳作。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耕作图、商旅图、踏碓图中的劳动者均着短衣，有的袒露肩膀，有的衣服下摆卷扎于腰间，紧腿或窄裤。
党项族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所以裘衣是他们的传统服装，也是西夏境内各族人民冬季常用的防寒服。《掌中珠》、《杂字》等西夏文献都记载有“皮裘”。黑水城出土的十五件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表明，当地党项牧民因生活所迫，用皮衣换粮食，其中有袄子裘、新皮裘、次皮裘、旧皮裘、苦皮裘等。裘衣不是仅限于男子，女子也穿用。
此外，文献记载中的西夏男子服饰名称还有：斗篷、围裙、腰带、围巾、法服、紧衣、围腰、珂贝、裹脚、因扣等。
佩饰
西夏官员的佩饰主要是蹀躞带、鱼袋、笏等。
蹀躞带，多用革带制成，带间有带环，用作佩挂各种随身应用之物，如弓、剑、帉帨、算囊、刀、砺石之类，其制本来自马身上的鞦根，是适应马上需要，故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如契丹、回鹘等。西夏官员垂蹀躞，这在元昊时期制定的服饰制度中有明确规定。《
东京梦华录》也记载西夏使臣“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
宋代朝服中盛行佩鱼袋，宋朝鱼袋是用金、银饰为鱼形，系挂于革带间而垂于后，用来分别贵贱。因此，西夏使臣出使宋朝多佩鱼袋。西夏拱化二年(1064)初，谅祚遣吴宗人宋贺英宗继位，吴宗“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仪物自从”。
另外，西夏官员上朝时均端笏，笏即手板，有事则书其上以备忽忘。笏不仅是官员出入宫廷的证件，也是官员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二)妇女服饰
头饰
妇女追求美观的装束，而头饰则更受重视。西夏贵族妇女的首服主要为冠。元昊的妻子野利氏喜戴“金起云冠”，并以此为自己独特的冠饰，别人不许戴。西夏法典明确规定：“次等司承旨、中等司正以上嫡妻子、女、媳等冠戴，此外不允冠戴”。可见，西夏妇女是不能随便戴冠的，只有那些高级官员的夫人、女儿、儿媳才可以戴冠。西夏妇女发式最流行梳高髻，在高髻上着花饰或笄簪钗。元人马祖常在《河西歌》中写道：“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五侍女木板画中，竟有四女梳高髻。另外，莫高窟、榆林窟西夏壁画上的女供养人多梳有高髻。在一些节日活动中，西夏妇女头上还佩戴象征节日活动的装束，如清理方塔废墟时出土的西夏诗歌《打春》云：“彩杖竟携官徒手，金幡成带俗纶巾”。“金幡”亦称彩幡、春幡、彩胜，是唐宋时期立春日妇女头上戴的装饰物，用彩绢、纸或金银箔剪成小幡或燕、蝶等状，戴于头上表示迎春。
衣服
西夏女服装主要有褙子、衫、背心、裙裤、袍等。
褙子以直领对襟为主，衣长至足，左右腋下开以长衩。宋代女服中盛行褙子。西夏女服受宋之影响，也流行褙子。在榆林窟第29窟西夏壁画中的女供养人，即穿交领褙子。黑水城出土两幅曼茶罗木刻版画和观音图，图中有世俗女像，女像着高领窄袖褙子，头梳尖桃形髻。
衫为单层，且袖子较短，西夏衫为窄袖。如武威西夏墓出土的五侍女木板画，侍女着圆领窄袖长衫，肩披巾，或着各色梅花纹的交领窄袖长衫。
背心，当无袖，有穿于内的，也有穿于外的。
裙裤，古代妇女的裳为裙或裤，西夏裙保持了晚唐、五代、宋之褶裙特点，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壁画中的女供养人像，外穿交领褙子，内着百褶裙。裤在古代是无裆的，因而外多罩裙，但劳动妇女也有单着裤而不系裙的。
此外，《文海》载西夏妇女服饰有裙、锦袍，上有锦线绣的花，衣服质料有丝织品、毛制褐布、兽皮等；有雨鞋和雪泥中穿的套鞋；装饰品有耳环、踏、碧 、琥珀、珊瑚、钗等。西夏文《杂字》中亦列有不少女服和装饰名称，如锦袍、背心、绵帽、钗簪、耳环、腕钏、串珠、璎珞、袜肚、裙裤、靴鞋、衽等。
总之，妇女服饰应比男子服饰形式更为丰富，颜色也更为鲜艳，“茜草染衣光如霞”正是对西夏妇女亮丽服饰的写照。
关于男女鞋的资料很少，文献记载的主要有丝靴、朝靴、木履、尖钩履、雨鞋、雪泥中穿的套鞋等。
(三)僧侣服饰
关于西夏僧侣的服饰，文献没有记载。在现存国家图书馆的西夏译经图中，安全国师白智光内着短袖交领花衣，外披袈裟，其他僧人身穿短袖交领素衣，身披袈裟。榆林窟第29窟画有西夏真义国师西壁智海，面像圆满，头戴山形冠，身穿短袖交领衣，披袈裟，拈花坐方形须弥座床，上罩宝盖。这些绘画所反映的西夏僧侣服式主要是短袖交领内衣，外披袈裟。
西夏是一个高度佞佛的王朝，僧侣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很高。所以政府不定期地向各重要寺庙的僧侣赐予各色袈裟，所赐袈裟分为黄、紫、绯、黑四色，其中赐黄者地位最高，赐黑者在四色中地位最低。
(四)西夏服饰中的民族特点
西夏服饰除了“衣皮毛”的固有特点外，还有诸多民族特色。
党项男子髡发，垂耳环，史籍中多有记载。《
辽史》载：党项其俗“秃其发，耳重环”。《资治通鉴长编》卷512云：西夏人“剃发、穿耳、戴环”。西夏壁画中的西夏人多有髡发形象。髡发本为鲜卑旧俗，直到北魏建国之初，鲜卑人才改变发式，变髡发为束发加帽。元昊称帝后改大汉衣冠，又自称其祖“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元昊自认是拓拔鲜卑之后裔，下令秃发，复鲜卑旧俗便成为一项政治制度。所以，髡发、垂环是党项的民族习俗。
身着窄袖衫，腰束带，垂蹀躞，是西夏人及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衣着方式。唐宋衣服不论是袍、襕、衫，皆袖宽大，而同时期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则穿窄袖衫，佩蹀躞。《
新唐书》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西安出土唐代胡服人像石刻，为窄袖紧身长袍，戴浑脱帽或梳高髻，佩蹀躞。宋代的契丹人、女真人均服窄袍，佩蹀躞。《
东京梦华录》载，辽使出使宋，“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宋周辉记其淳熙三年(1176)至金国时，见“男子衣皆小窄”，束带叫“吐鹘”，与辽朝的“兔鹘带”同，汉地叫“腰条皮插头垂者”，即蹀躞。胡人在古代泛指北方少数民族，有回鹘、党项、契丹等，他们以游牧为主，服窄袍，束腰，佩蹀躞，便于骑马、狩猎、游牧和征战。党项族在唐代中期就居住于银、夏地区，他们亦属于胡人的一部分。由于党项人与汉人长期交往、杂居，汉人服饰对党项人有强烈的影响。所谓元昊“改大汉衣冠”之措施，仅仅是复其民族旧俗。他们服窄袍，束腰带，佩蹀躞，更便于骑马征战狩猎。可见身穿窄袖衫，腰束带，垂蹀躞，不仅仅是我国唐代北方胡人和宋时契丹、女真人的惯用衣着方式，也是党项民族的传统衣着方式。
服色中贵紫、绯，贱青、绿，乃西夏服色特点。西夏衣冠之制中规定，文武百官衣紫、衣绯，民庶青、绿，以别贵贱。以紫、绯为尊，这在唐宋乃至辽金都是通行的，但是以青、绿为贱，去绿不用，在唐、宋、辽、金朝则不曾有过。宋初服色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改制后，四品服紫，七品服绯，九品以上服绿，去青不用。辽服
皇帝为红袍或锦袍，臣僚朝服为紫窄袍，公服亦紫，田猎服黑、绿色，便服为绿窄袍。金朝的公服，朝服有紫、绯、绿三等服。所以，以青绿色为贱，官服去青绿不用，是西夏服色制度的一大特色。
三、唐、宋、辽、金、吐蕃服饰对西夏服饰的影响
党项族内迁后，与汉族交错杂居，受汉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刻，西夏文化就是在唐宋文化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同时，西夏境内民族成份复杂，有党项、汉、吐蕃、回鹘等，周边有辽、金、吐蕃等王朝或政权，这些民族与党项人杂居和交往中，其服饰也必然会影响西夏服饰。因此，西夏服饰制度的形成主要是受汉族服饰的影响(主要指唐宋服饰)，其次也受到吐蕃、辽、金服饰制度的影响。
(一)唐宋服饰对西夏服饰的影响
党项服饰从隋唐之际的“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到德明时期始“衣锦绮”，这是一个汉文化与党项文化融合的过程。特别是元昊以后的西夏皇帝数次去蕃礼从汉仪，汉文化在西夏占据了重要地位，汉族服饰自然成为党项族传统服饰之外的主要服饰。
西夏文职官员戴幞头，平民戴巾，这种首服完全借鉴了唐宋首服。幞头在唐宋男子首服中最为普遍，由头巾演变而来，唐代幞头是软脚或硬脚，宋代官员则多为直脚。从现存西夏绘画中幞头的样式看，主要为软脚或硬脚幞头，不见直脚幞头。巾从秦汉时期起为男子首服，多行于民庶之间。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其中多数劳动人民戴头巾。榆林窟第29窟西夏壁画描绘了许多劳动场面，有锻铁、踏碓、牛耕等，图中男子均戴头巾。所以，西夏男子首服中流行幞头、头巾，明显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西夏妇女中流行梳高髻。此习俗也应是受唐宋妇女发饰的影响。唐代妇女的发髻样式多样，有高髻、低髻、宝髻、凤髻、螺髻、椎髻、侧髻、云髻等。其中高髻最为流行，而且式样也多种多样，高度惊人，唐人元微之《李娃行》中有“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的诗句。宋代妇女所作的发髻袭唐、五代之风，也是竞尚高大，尤其是在北宋晚期，上下相仿，远近流行。有的妇女为了使自己的发髻高大，除用自己的头发梳成各种样式外，还用别人剪下来的头发加在自己的头发中；有的还做成假髻。西夏不仅与唐宋王朝一样流行高髻，而且唐宋妇女在立春日流行头戴金幡以示迎春的习俗也影响到西夏。
西夏皇帝服色，元昊时“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到西夏后期已禁止百官和百姓穿纯黄色的衣服，同时有团身龙、龙凤样图案的服饰也禁用。这说明，从隋唐时起以纯黄色、龙凤图案为皇帝御用色、御用图案的汉族习尚已完全被西夏统治者所吸收。同时，西夏皇帝同样戴唐宋皇帝专用的通天冠。
西夏文武官员衣紫、衣绯，佩饰中端笏、佩鱼袋，僧侣中赐紫衣、绯衣，这也完全承袭了唐宋服饰之制，并有所发展。唐代官服制度多次变化，但是基本上是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初的公服之制沿袭唐制，元丰改制间略有更改，四品以上服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宋代官吏凡是服紫色或绯色服者，均加佩鱼袋。另外，唐宋王朝还向得道高僧赐予表示地位的紫衣或绯衣。不过，西夏王朝在吸收这些制度时，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变更。在官吏服色制度上用紫绯，去青绿；向僧人所赐服色，不仅有紫绯两色，同时还有黄色和黑色。
西夏的一般服饰与唐宋服饰更无多大区别。有些西夏文献记录了众多西夏服饰名称，从所列服饰的品种来看，与唐宋服饰名称相差无几，如男服中的袄子、汗衫、皮裘、褐衫、旋襕、袍子、衬衣、窄裤等。女服中的锦袍、背心、袜肚、裙裤等与唐宋女服中的袍子、背心、裹肚、裙裤等一致。尤其裙裤，完全沿袭了唐宋褶裙的特点。榆林窟中所画西夏女供养人，头戴花冠，衣着交领褙子，内穿百褶裙，足穿尖钩履。女供养人所穿的交领褙子与唐宋褙子完全一致。
通过上述西夏首饰、服饰等与中原汉族服饰的对比，可以看出，西夏服饰深受汉族服饰的影响，已明显趋于汉化。
(二)西夏服饰与吐蕃、辽、金服饰的共性
党项和吐蕃、契丹、女真均为我国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再加上彼此相连的地域，使各民族的服饰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具有许多共性。
西夏与吐蕃服饰
从历史上看，党项和吐蕃两个民族渊源相近，地域相接，有着长期的交往。从隋唐时起，党项族就依附于吐蕃，游牧于川、甘、青一带。唐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就曾娶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法莫尊为妃，茹雍妃在西藏拉萨建立了卡查寺。后来吐蕃不断东扩，曾占领和统治河西、陇右、原州等地达八十多年之久。党项族内迁后，又与河西、陇右之吐蕃交错杂居。两族间交往也日益频繁，据载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本人“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由于党项与吐蕃渊源的相近和文化上的交流，吐蕃服饰必然会影响党项服饰。据《西藏王统记》载，藏王热巴坚(赤祖德赞)“王每中坐时，极喜以发辫两端束以锦绫”。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吐蕃赞普头戴红毡高帽，身穿长袍，交领左衽，上加披肩，项饰瑟瑟珠，腰束革带。又据《
宋史》载，河湟地区的吐蕃首领唃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线花袍、黄金带、丝履”。吐蕃首领的这些服饰特点与西夏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裹、冠顶垂红结绶的装束有很大的相似性。
西夏与辽、金服饰
党项、契丹和女真族先后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建立了夏、辽、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相始终。辽、夏、金服饰均有番汉兼糅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服饰，也采用汉族服饰。西夏服饰杂用唐宋之制。辽服饰有汉服和契丹服两种，国母与北班契丹臣僚用胡服，国主与南班汉官用汉服，汉服即五代后晋之遗制。另外，自重熙以后，辽在祭山等大礼都用汉服。金之服饰也有本族服饰和汉族服饰之分，女真人入主中原后一改过去的朴实，始衣锦绣，在元旦及视朝诸典礼中的服饰，都如中原制度。尤其是在海陵王时期，效学汉族风俗服饰，其臣民的服饰大率与中原相似，只有左衽是显著的相异之处。辽、夏、金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三者之间有以下很多的共同点：
三者服饰均有窄小、佩蹀躞的特点。唐宋衣服中的袍和襕衫皆衣袖宽大，而同时期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则穿窄袖衫，佩蹀躞。《
东京梦华录》载，辽使出使宋，“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记西夏使臣为“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宋周辉记其淳熙三年(1176)至金国时，见“男子衣皆小窄”，束带叫“吐鹘”，即蹀躞。胡人在古代泛指北方少数民族，有回鹘、党项、契丹等，他们以游牧为主，服窄袍束腰、佩蹀躞，便于骑马、狩猎、游牧和征战。
三者均有髡发之制。髡发、左衽乃契丹之习俗，如《
契丹国志》载：“晋末，契丹主部下兵，谓之大帐，……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在众多的辽墓壁画中的契丹人多呈髡发样式，其髡发的特点都是剃去顶发，周边垂发。垂发的样式可分为两类，一种形式是只留额前左右各一绺而垂在鬓发处或耳后；另一种形式是留头之四周短发而将长发披于两耳旁。金之髡发样式为剃头顶发，留颅后之发，并系以有色的丝带，作辫发而垂肩，其式样不同于契丹族的髡
发。金人在进人中原后，曾逼迫宋之遗民照金制髡发，并于天会年间下令削发，有不如式者死。其后在海陵王时期，许汉民各自从其便，削发之制自此就驰其禁。西夏则在全国推行秃发令，从考古发现的西夏墓壁画中的人物发式看为顶发剃光，而留周边发。契丹、女真族髡发或辫发，均是其古老的民族习俗，而党项族之秃发则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隋唐时期的党项人并不秃发，只是李元昊为了给自己僭取西北诸州披上合理的外衣，自称源出拓拔鲜卑，为了复鲜卑旧俗，才下令国中秃发。
三者都有衣皮毛、戴毡帽之传统。契丹、党项和女真族早年均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披毡、衣皮毛是其传统衣着方式。建国后，虽然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汉族服饰的强烈冲击，但是裘衣、毡帽仍是他们常见的防寒服饰。据《
辽史》载：“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或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未缀珠”。而常服则为“绿衣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貂毛、羊、鼠、沙狐裘”。金俗衣服爱好白色，由于地处北方寒冷，所以贵贱皆衣皮毛。富者春夏季用纶丝，间或用白细布为之，秋冬季则用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为衣；而贫贱者则用牛马、猪羊、猎犬、鱼蛇之皮，或獐鹿麋皮为衫裤。所穿的袜子都用皮做成。而党项人早年“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建国后仍保留着衣皮毛之习俗。党项谚语云：“已高贵者，豹皮安袋虎皮服，府上摆设真华丽；已贫贱者，牛皮口袋牛皮囊，路上所带白灰皮”。黑城子出土的十五件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表明，当地党项牧民所穿皮衣有袄子裘、新皮裘、次皮裘、旧皮裘、苦皮裘等。
总之，西夏服饰具有很强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受中原汉族服饰的强烈影响。自党项族在我国历史上崭露头角以后，就不断地和中原汉文化密切交往，从礼仪制度、儒学、文字，到音乐、美术和工艺制造等，无不源于中原。而西夏服饰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受唐宋汉族服饰的影响极为深刻。隋唐时期党项人还是“服裘褐，披毡”，到了宋初则开始“衣锦绮”。这些锦绮服饰的样式，从首服上的冠、幞头、巾，到衣服中的襕衫、褙子、背心、袄子、裙裤、袍等，无不深深地打着汉文化的铬印，汉族服饰已成为西夏的主流服饰。另一方面，西夏服饰又属西北少数民族服饰，即胡服之范畴。西夏境内有众多民族，周边又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化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样就丰富了西夏文化。表现在服饰上，它们也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如衣袖窄小，佩蹀躞带，剃发等。特别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为突出本民族的民族特色，自创文字，实行秃发，又“改大汉衣冠”等，这些标新立异的措施虽然是为党项人脱离宋王朝的统治而推行的，但是，正由于这些措施才形成了西夏文化中的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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