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文学从初期作品《虎狩》、《过去账》到最终未完稿的集大成作品《李陵》，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几经变奏，但始终贯彻着同一主题：通过自我剖析透视人类自身超越自我的可能性。或者说，中岛作品中的人物个个都是追寻人类存在维度的勘探者，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展示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令人可悲的是“中岛文学中登场的人物命运贯穿着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存在根据的丧失。从悟净、自路、李征到李陵，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不拥有自我存在的确切根据，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①其实，这种小说家式的哲学思考代表着20世纪现代小说的一个基本趋向，如卡夫卡、加缪和萨特等。中岛敦正是“在日本几乎无人知晓卡夫卡的名字时，不知何缘最早用英文读卡夫卡，并把他的小说艺术导入自己创作的作家”。②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变成了大甲虫；中岛敦的《山月记》中的主人公李征变成了虎。而且，作品中人的“变形”都贯穿着同一思想：素材集中于创作动机，动机升华为象征。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评价卡夫卡：“小说家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③我认为这一卓见对评价中岛文学也同样适用，《李陵》中三位人物李陵、司马迁和苏武的人生旅程，就分别给我们画出了人类“存在的图式”。
该小说选自《
汉书》，但它并非是对资料的简单整理，而是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将实有的素材化为作品的血肉，由作品的各个细节承担主题；反之，浓淡相宜的主题又铸造了作品细节。也即中岛文学是从《
汉书》的一般性记述中，选择最适合自己创作意图的人物和事件，经过再创造挖掘《
汉书》中典型人物的生和死，勘探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思考。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中岛敦文学的命运意识。
一、直面不同境遇的选择
中岛敦的作品始终在探讨一个人为何活着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有人为了理想活着；有人为了事业活着；有人既不是为前者，也不是为后者，只是无奈地活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谁也无法用自己短暂的一生，有选择地去尝试形形色色的人生，更何况直面自在的现实，人们往往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直面眼下的存在境遇。中岛敦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以挑战的姿态自觉地接受现实，并在抵抗命运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可以说，中岛敦的所有作品始终在探寻一个人物的命运悲剧，而到《李陵》中却让三位人物李陵、司马迁和苏武同时登场，再现了直面不同境遇，他们分别做出了怎样的人生选择。
对于三位主人公作出的不同选择，日本著名评论家荒正人在《中岛敦论》中指出：“在我们面前只有李陵、苏武和司马迁选择的三条路。作者指的到底是哪条路呢？是指李陵的路；也是指司马迁的路；同时对苏武的路也有共感。但是，作者的动机并非是把三条路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而是旨在有意图地通过历史上有名人物的人生旅程这面镜子，折射出人类永远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因此，作品的重点虽然在李陵身上，但这只是为了结构上的方便，同时展示三位人物选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才是作品的真正主题。”④在极限境遇下，三位人物为何会选择三种不同的“人生道路”呢？
从上述内容来看，他们虽然直面的具体境遇不同，但其共同点都是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选择死，要么选择生。结果他们都选择了生。这就表明三者在自我存在的本质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直面不可理喻的人生存在，时刻准备和“某物”抗争。或者说在生死面前，他们内心都有自己判断生之意义、正义规范的标准——自我意志。即支撑苏武选择生的意志是执拗的理想追求和对汉朝清冽而纯洁的忠诚；支配司马迁屈辱地活下去的意志是“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完成修订史书”的大业，以此抗争自我“存在之恶”。与二者相比李陵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似乎不具有支配自我行动的坚强意志，只有在动摇的矛盾心理下选择苟且地活着：既不是汉朝的仁人志士；也不为匈奴的勇士。因此，“他们三人选择的生分别具有不同的挑战性。既是抵抗武帝的化身‘某物’的生，也是战胜自我的生。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命运，并勇敢地选择生。但他们选择的不是盲目的生，而是选择了清醒地渡过自己一生的生。他们看透了武帝就是自己宿命的化身，无论如何无法逃脱他的魔掌，甚至连自己的意志也受他支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是自觉的，而且绝无挽回的余地”。⑤佐佐木充的这一观点告诉我们：三人的人生道路并非是盲目的选择，而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自觉地向不可理喻的命运发起的挑战。不过，他们反抗命运的意识又不像西方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主人公俄狄浦斯那么自觉，自觉到亲自用针刺瞎自己的眼睛，以此来与命运抗争。如果说俄狄浦斯是以不接受命运的勇气与命运抗争；那么，《李陵》中的主人公们则是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被动地与命运抗争。
二、不同选择承担的命运
正因为《李陵》中三位主人公选择生存意义的基准不同，由此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或者说，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三个人物形象，正如他们的个性一样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说“苏武是‘行动家’，司马迁是‘艺术家’，李陵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彷徨在两个对极中间的存在”。⑥三者在共同经历着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同时，其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地说，苏武和李陵是相互对照的；司马迁和李陵之间是同中有异的。
“行动家”苏武承担的命运。对于苏武而言，他的行为和他自己内心追求的理想和正义的规范：“对汉朝清冽而纯洁的忠诚”是一以贯之的，是一个追求自我理想的、与命运抗争的义士形象。或者说，“困苦、贫乏、酷寒和孤独”的现实，反过来衬托了他那无畏而远大的理想。因此，苏武面对的困难是直接地战胜自我；是外在力量必将屈服于自我内心意志的义士气概。苏武虽然在肉体上经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贫困和酷寒；精神上忍受着难以言状的孤独和寂寞，但他的内心却有崇高的理想作后盾。可是，李陵的存在状态与苏武大不相同：他既不是作为汉朝的义士活着；也不是为成为单于的勇士奋斗。他只是用活着对抗这该死的命运。因此，作者对苏武的心理刻划正好从反面折射出了李陵内心所缺少的那一面。对李陵来说，苏武的存在是“崇高的训诫，恍惚不安的噩梦”，不断加剧他“对自我存在的怀疑”。
“艺术家”司马迁的命运悲剧。相比苏武只要能战胜自我即可骄傲地活着，司马迁的内心却经历了彻底否定自我的一面——来自外在的“某物”的力量几乎摧毁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为李陵辩护并无他意，只是看不惯那些“全躯保妻子”的、人情淡薄的大臣们对李陵的所为而已。可是，横祸从“天”（象征着汉武帝）而降。遭受宫刑后的司马迁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招来横祸的原因：他找完了外因找内因，仍找不到任何自身的错误；他反复地问自己为何会遭受这只能说是“彻头彻尾的恶”？司马迁思考的结论只有一个：默认武帝丧心病狂下做出的判决是“疾风暴雨，晴天霹雳的天灾”，这就是由“存在之恶”到达的极点。
或者说，司马迁遭受的横祸和《山月记》中李征并非单纯因为“臆测的自尊心和尊大的羞耻心”的性格变成了虎一样，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禀性而致，而是在“存在之恶”的背后隐射出来的作者的命运意识：“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用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世界的冷酷和恶意”。在作者的内心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思想意识呢？我认为这和作家所处的时代有关：从生于1909年死于1942年的中岛敦的一生来看，作家的创作生涯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程重叠。特别是在作家将要走到人生终点的那个年代，直面因战争人们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现实，他深深地陷入对人性本善的怀疑和对人性恶的暴露的恐怖之中。他在1942年的《山月记》中表现的，现实环境使李征的性格弱点无限膨胀，最终走向毁灭的结局；以及李征对自我存在境遇的无限悔恨和悲哀，无疑暗示着作者对“二战”中日本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事实上1945年，日本迎来的结局正和主人公内心的悔恨和悲哀如出一辙。
为了与喜怒无常、冷酷无情的汉武帝赐给他的现实抗争，司马迁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屈辱，像一台打字机一样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写作《
史记》，这是他坚持活下来的惟一根据。即对“艺术家”司马迁而言，创作是他存在的惟一立足点。但是，在李陵身上连这点都不拥有。
彷徨中挣扎的李陵。苦于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怀疑，又在“行为”中找不到出路，李陵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埋头于事业；也没有苏武那样的崇高理想支撑他勇敢地与“某物”抗争，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彷徨中求得生存。其中特别是苏武的存在，与他内心的不安形成鲜明对比。孤苦伶仃的苏武虽然在物质生活上贫困潦倒，但他在精神上的追求足以支撑他渡过人生的旅程。而苏武所走的这条路，对当时的李陵而言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因此，苏武的存在时时刻刻都让李陵想起自己荣光的过去和屈辱的现在；苏武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矗立在李陵面前，进而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甚至让他无地自容。或者说，正因为他的眼前有苏武这样的近乎完美主义的存在，使李陵无法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还有，李陵悲剧的另一面就是和司马迁一样，只能默认他今天直面的悲惨命运是人类的“存在之恶”。正如佐佐木基一指出的：“不知何物在人的力量不可触及的高处操纵着人的命运，对它人人都感到心惊胆战，特别是直面‘厄运’降临的时候，这就是作品的深层底蕴。”⑦在此，操纵人之命运的“何物”，对李陵和司马迁而言，都是与“君王”相通的存在。
李陵至死都在怀疑和挣扎中活着。他在送别苏武辞别匈奴回归汉朝时，一边痛哭流涕自责自己“像个女人”；一边悲壮高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以此激发自我与“天意”抗争。此时此刻的“天”对李陵来说，已发展为纯粹的客观存在；是滋润万物生命安息的永恒存在。而在这样的“天”下生活的李陵，还要拘泥于“大丈夫岂能再度受辱”的愚蠢之见。因此，李陵在匈奴坚守的“不屈”，其实就是与逆运抗争；也是有愿望而无希望的人生悲剧。
综上所述，《李陵》的主题就是直面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人们始终陷于怀疑自我的困境；但是，正因怀疑自我存在的价值，为自我存在根据的丧失而苦恼，最终找到了一条仅能使自己活下去的人生之路。作品中尽管李陵所抵达的极点是“消极的人生”之路，但仍有作为“希望”的存活领域。因此，该作品是从“人之存在的不确定性”出发，描写了主人公虽然始终茫然无救，但仍能坚持不屈地与不可理喻的命运抗争之形象。或者说，李陵是背负着净悟、李征和其他所有人物的不安和苦恼，坚持不屈地活着的存在主义式的人物的形象。
中岛敦作品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在主人公的生活中始终有另一位近乎绝对完美者的人物形象。比如，《山月记》中相对于李征的袁参的存在；《弟子》中相对于孔子的子路的存在；《悟净叹异》中相对于沙悟净的悟空的存在等。或者说，正是因为主人公们周围有这样的近乎绝对者的形象存在，才能从反面折射出他们是如何为把握自我的存在价值费尽心机。因此，中岛敦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他们始终找不到赖以肯定自我存在的根据，而只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由此可以窥见中岛文学的另一个主题：在关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捕捉自我存在的意义。
通过对中岛敦的集大成作品《李陵》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探讨，我们发现中岛文学的命运意识可以归结为：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背负着怀疑自我的内心苦闷、自我存在的恐惧和不安、周围境遇变化的不确定性、永远无法成为行动者的困惑等“形而上学式的苦恼”，但是他们个个都是能够正视现实的存在主义者；是勇于追寻人类存在维度的勘探者，没有一个人物选择自杀逃避现实。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认为：“价值的惟一基础是人的自由，任何人的选择不可能有外在的客观理由。”⑧但是，中岛敦笔下的主人公们又不同于西方作家诸如萨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绝对强者的形象，在绝境中奋起与命运抗争，自觉地选择人生的出路；而是以孤独的他者形象，被迫接受现实或者干脆说是“天命”，然后与之抗争。可以说，《李陵》中的三位人物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三种存在的可能性，但除了苏武是相对地按照自我意志，以行动家的姿态坚强地活着外，我们在司马迁和李陵身上所看到的无一不是忍辱负重地走向人生的终点。这就是中岛文学的命运意识，用哲学思考小说的可能性，进而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我们现代人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多样化“图式”。■
注释
① 木村一信：《中岛敦论》，双文社1986年版，第179页。
② 八木浩：《卡夫卡和中岛敦——象征和变形》，载有村隆广、八木浩：《卡夫卡和日本现代文学》，同学社出版，第30页。
③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2页。
④ 荒正人：《中岛敦全集》，《补卷月报》5，文治堂书店1951年版，第58页。
⑤ 佐佐木充：《近代文学资料1》，樱枫社1968年版，第55－56页。
⑥ 平野谦：《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七十九卷解说，筑摩书房1956年版，第98页。
⑦ 佐佐木基一：《日本青春文学名作选》，十四卷解说，学习研究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页。
⑧ 莱斯丽·史蒂文森：《人性七论》，袁荣生、张渠生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1页。
[姜天喜：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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