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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文学艺术界出现了活跃、繁荣的局面，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当时才22岁，却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北京市委干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年轻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小说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反对王蒙的，支持的只占少数。
       起初的讨论还只在学术范围内，然而，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的这篇小说。在公开的批评中，有人认为“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的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从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马寒冰撰文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
       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站在了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部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1956年底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表态支持王蒙。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毛泽东还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谈话时又说：“我看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来看，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么？”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王蒙的小说给予了肯定。他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剿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时，毛泽东正试图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的官僚主义。可是，不久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蒙的这篇小说被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的毒草，他也因此被划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