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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老唐,我对不住你
作者:萧 乾

《中华散文·我的故事》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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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萧乾,1910年生,现代作家、翻译家、记者。蒙族人,祖籍内蒙古,生于北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奔波在西欧的反法西斯战场上。1945年,他从莱茵河前线返回伦敦,经加拿大东岸转旧金山,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在那些年代里,他先后写出了《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南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特写。他的《美国之行》,是40年代对美国认识的真实记录。
       我曾把斗争者与被斗争者之间的关系比作猫与鼠。并且说过,这位置并不固定,时而也会相互调换。比如我吧,从1949年至1979年间当的基本上是鼠,可没人会相信1951至1952年间,我居然也当过一阵子猫——一只二号猫。在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中,我被委任为一个打虎队的副组长。那时,贪污——不一定真贪污,只要承认贪污够一百万元(即今天的一百元)的,就是“老虎”。再多,就是“大老虎”啦。
       当鼠倒也罢,反正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可为了当那半年多的二号猫(当猫就得张牙舞爪,不然,就是立场有问题),我至今仍懊悔不已。当时,我们遵循的原则是“稳、准、狠”,可难就难在这个“准”字上了。倘若打成若干万元,可定案时只落实到一元或者一角,甚至一分钱,我们也还能勉强心安理得,算是没白打。可最后竟然连一分钱也没能落实!
       开总结会那天,当领导念到老唐的名字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七八个人都洗耳静听。而宣读的结论是:“并未发现他有贪污行为。”老唐听了,估计心里必然在颂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可我(估计我们小组每个人)都实在狼狈不堪。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也不知老唐今在何方,我现在是怀着忏悔心情,用此秃笔写这篇小文,聊以向他表示歉疚。
       一九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进了一个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机构。因为四八年在香港,我就已经参加了那项工作。最初我们只有七个半人,因为那位领导身兼多项职务,每星期他只来半天。他主编当时对外唯一的一份英文刊物,我是他的副手。
       那时,外文方面俄文独占鳌头,许多学大半辈子西方语言的,都忙着摆脱沾着资产阶级臭味的英法文,有的还把珍藏多年的这类书籍雇辆车拉到东单旧书店,给个三文两文就卖掉,然后赶紧改学当时革命用途更大的俄文。有位资深学者甚至丢掉用了一辈子的西学,积极参加俄文突击。一个月不教课,不见人,甚至不接电话,竟然把俄语攻下,并且用俄文翻译起长达万言的苏联论文了。
       他们可绝不是投机,而是为了真诚地否定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革命。一想到多少革命先烈连头颅都掷了,我们这些回头浪子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呢!
       相比之下,我们那个单位算是幸运了。所学的西方语言都仍能派上用场,因为我们宣传的对象恰好主要是西方各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那个单位很快就扩大充实起来,成了一个“洋包子”的聚集点。单位里除了少数俄文干部,大多是留学欧美学西方语言的。我们不仅可以保留原来的全部藏书,更重要的是并没由于不会俄语而精神上感到自卑。
       然而在我们那片“洋包子”的汪洋大海里,也有个“土包子”的角落,那就是附属于单位的印刷厂。老唐就是那里的领导——厂长。印刷厂坐落在单位十分偏僻的东南角,印件有小鬼取送,用不着厂长亲自出马。所以我同老唐轻易见不到面。我只知道他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在当时,那就足以使我肃然起敬。他不懂外文,印刷可是内行,何况人家已经受过革命的锻炼熏陶,是劳苦功高的。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古老的中国一开头需要好好地涤荡身上的污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于当时进行的各种运动,所有的爱国者都是拥护的。我自己就参加过妓女改造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我在北京西郊看到公审祸害农民的南霸天和在天桥目睹残害幼女的老鸨在挨斗之后被当场枪毙时,我虽并没好奇到挤近刑场跟前去观看,却对那果断的革命行动由衷地拥护。一九五〇年冬,我又去湖南岳阳筻口乡参加了一场土地改革。一个月里,目睹农民摆脱了几千年的剥削压迫,成为农村的主人,也是极为兴奋的。回来并曾为配合对外宣传,日以继夜地赶写了一本后来被译成十一种文字的《土地回老家》。
       不记得一九五一年几月了,我们单位处级以上的干部去中南海听了一次提到许多骇人听闻事实的报告,说贸易部有人把三吨什么写成三百吨,多了两个零,就为国家造成十亿元的损失。还有把米茶砖写成黑茶砖的,造成的亏损也十分惊人。至于奸商的不法行为就更可气了:武汉的西药贩子贩卖假药,一下子害死十六名儿童。上海有个名叫王康年的奸商,向干部行贿,赚了一大笔钱。奸商用烂棉花制成救急包,用坏牛肉制成罐头,还有发霉的饼干,臭蛋压成的蛋粉,坑害当时正在朝鲜前线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如果不反贪污、不反浪费、不反官僚主义,就要亡党亡国。
       于是,“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展开,我们单位紧跟着也动了起来。会要开,对外宣传的业务也不能停顿下来。办公室里时常是一张桌子上噼噼啪啪打着字,另一头就有人在扒拉着算盘。
       我们是个新单位,虽然有些党员做骨干,但毕竟政治力量单薄,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搞这么大的运动。根据上级指示,就跟同一个大院的一家由延安迁来的大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三五反”委员会,并且由领导机构宣布几个打虎小组。没想到我竟被派做一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来自那个大单位的一位饱经革命风霜的老党员。另外还有几位组员,其中有渴望在斗争中争取入党的青年团员,有正在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有一位当时的身份是“留用人员”,还有一位南洋归侨青年。这是个很具代表性的战斗小集体。大家在反复听了报告之后,都摩拳擦掌,准备在这场运动中一表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可那位初来乍到的归侨青年就还没练出这种涵养。大会上,他也照样跟着喊口号;可私下却流露出点疑窦,并说过:像我们这样的清水衙门,能出老虎吗?
       那位老干部组长平时从不疾言厉色,轻易不说三道四。可是一听到这种右倾思想的苗头,立刻警惕起来,马上组织起学习,要求端正思想。他严肃地指出,“清水衙门”是“最危险的想法”。紧跟着,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种看法是当前的大敌。吓得那归侨面红耳赤,一再检讨自己由于完全没有经过改造,所以才会在运动中唱反调,有人甚至说这是有意削弱小组的斗志。
       当时,积极分子还抢着发言,不肯善罢甘休。认为散布这种麻痹思想必然别有用心,是在替老虎打掩护,也许他本人就是只老虎。但是,身为小组掌舵人的老干部很巧妙地把方向还是转到“三五反”本身来,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怀疑,擦亮眼睛,一个老虎也不得放过。
       当各战斗组经过酝酿,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战斗目标之后,严密仔细的查账工作就开始了。深夜,单位各个办公室仍灯火辉煌,算盘像一阵阵疾雨般地响着。
       一进大楼,沿着楼梯的墙壁贴满了红黄绿色标语,上面大部分写的是坚决拥护伟大的三五反运动,也有反对右倾思想的。楼梯正面窗户上是一幅特大标语,上书:“不许放过一条老虎!”
       运动从务虚转入务实了。革命群众个个斗志昂扬,各战斗组在上级的指挥和指点下,开始酝酿起斗争对象。以单位每年经手的款额按比例计算,我们至少得揪出四十头老虎。于是,凡经手过钱财的,如财务科、总务处,以及跑器材和经手稿费的人,一时都成了怀疑对象。在一次大会上,一口气就揪出二十五头老虎。
       运动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正当我们组焦急不堪的时候,那位积极分子忽然想起印刷厂那个附属单位,那可是每年经手多少亿的角落,而印刷厂那边的工人也正发动起来,厂里铺天盖地贴满了有关唐厂长的大字报。
       
       一天,组长开完碰头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上边已经决定,把印刷厂的老唐交给我们组来斗了。他说,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一个战斗组没有战斗的对象,那就像打游击摸不着敌人。如今把老唐交给我们,就有的放矢了。
       人一旦成为政治斗争对象,平时再昂首阔步,脑袋也会耷达下来。身上就好像散发出什么特殊的臭味,人们见了都躲得远远的,唯恐沾上毒素。
       至于老唐,他从来也没趾高气扬过,如今成了人所不齿的老虎、一个受到指控的贪污犯,就更加缩成一团。他剃光头,身上穿的是件残旧的灰制服,说不定还是延安时候发的,脚上的布鞋上还打着补丁。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是插在制服口袋里的烟袋锅,还有那拴在烟袋杆儿上的烟荷包。
       他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旦成为审查对象,只要开口想说明点什么,那就会被看作是抗拒了。
       他贴墙站着,愣愣地但是坦然地望着我们。
       这时,我们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他来,并且一声声地嚷着:“老实交代!”可老唐要么不吭声,要么就说:“俺没贪过污。”
       两军对峙,倘若势均力敌,还能斗上几个回合。然而我们是七个人,我们后头还有整个单位,以及全党全国作为后盾,而他只孤身一人,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经扣上了“贪污犯”的帽子。对比起来,那是一百比零。更何况团员们还一路带头喊着:“老唐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口号喊完,让他交代。老唐还是那句话:“俺没贪过污。”
       他的重复引起了小组里的愤慨。这时,有人提出,把他交给全单位的大会去批斗。而且,从今天起,他得“隔离反省”,也就是说,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
       这些,见过革命世面的老唐并不在意。有一种惩罚可使他愣一下:没收他的烟杆儿和那个烟荷包,理由是怕他放火。
       其实,并不是由于老唐死不交代才把他隔离反省的。开会之前就已经由那位积极分子通知老唐家属,把他的铺盖送来,并且告诉他爱人:“老唐今天不会回来住啦。”那女人问:“啥时回来?”答复是:“要看老唐坦不坦白啦。”
       从那晚上,老唐就同旁的老虎一起被关在机关后院一排仓库里,那里有专人看守。那也许就是“文革”造反派关“牛鬼蛇神”的“牛棚”之前身,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说不定它的来历还要更早。
       老唐当时对这一措施仿佛并不惊讶,他更在乎的还是那根由他手里夺去的烟袋。开头,我心里倒曾有些嘀咕:我们并没掌握老唐的任何把柄,这么做合适吗?
       这念头一起,我就使劲默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样,就又坚定了将“三反”进行到底的决心,不再动摇了。只希望全体大会后,斗争能有所突破。
       全体大会主要是为了造成声势。老虎出场前,先由一位年轻的同志领唱一首革命歌曲,喊一通口号,然后,主席才宣布:“把老虎带上来!”
       那真是一幕轰轰烈烈的场面:礼堂周围贴满了红绿标语,老唐和其他老虎入场时,群众一声声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有的人还从座位上站起来,追到个别老虎跟前去喊,仿佛在示威说:这一只是我的老虎。
       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惊的,一是一下子揪出这么多老虎!二是,咦,某某某怎么也成了老虎!
       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个老虎被揪出来,他不甘寂寞,就会供出自己平时看着不大顺眼的人。赃款的核实是后期的工作。当时当了老虎想找个伴儿,并不怎么困难。
       虎群中我们最注意的当然是老唐。他依旧安详地揣着手,低着头,走在那群被诅咒的虎群中。然而看样子,他并没因这浩荡声势而受到震动。
       大会的第二天,我们趁热打铁,赶紧为他开会,指望他目睹那浩大的革命声势,会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可是,他就是死不开口,顽抗到底。别看他土头土脑,问到一些具体数字、什么款子的下文,他都一五一十地答得出,总也没抓到破绽。
       可是大会之后,旁的组可迭出捷报。楼梯沿墙贴出某某老虎昨天招认出贪污多少款——要上百万才算是“大老虎”。而我们这只老虎就是一元钱也没承认下来!组里由于焦急,有人就哄老唐说,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放你回家。可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事后,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组长提大家,这种空头支票可开不得!无产阶级最讲究实事求是。诓出来的坦白一时交了卷,如果将来落实不了,就会丧失组织的威信。
       我们听了,打心里折服。
       正当我们为这僵局而一筹莫展之际,印刷厂那边的战斗小组跑来向我们“借”老唐去斗他一个晚上。组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放手交全组讨论。有本位思想的就认为,老唐这只老虎只能由咱们组打,不能把他借出去。更多的人提醒说,可别忘了老唐原是那里的厂长。厂里人要求拉他回去斗一个晚上,咱们总不能给人家钉子碰。况且工人去斗一下,说不定会打破僵局,他就开腔了呢!
       这可是组织对我的一次考验。右倾就会站到老虎方面了,立场不稳,既对自己不利,也会有害于斗争。既然组里大家都赞成,我不能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那样对运动、对自己,都是不利的。况且这是印刷厂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是领导阶级,人民政权是以工农兵为基础,而在这三者之间,工人更是领导阶级。
       所以我也点了头。作为副组长,我这个点头的分量可要大一些。这也就是我之所负疚至今的缘由。当时,我上意识说是为了运动,但下意识则是为了保全自己。
       于是,当晚就由我们全组把老唐押送到印刷厂。
       还没走到厂门口,就见两边墙上已经糊满了红黄绿色大字报。当时,“唐”字上头还没打红×子,那是到“文革”时才发明出来的。据说,是受到旧社会刑场告示的启发。
       进厂门之后,那里的“三反”运动负责同志立即跟我们亲切握了手,然后绷起脸来吩咐说:“把他押下去!”
       顿时,厂里的工人们震天动地喊起了口号。
       我看到院里已经用草席搭起一座小台,两边挂着水月汽灯,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直像是在办什么喜庆事儿。
       这时,负责人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合作。”并且叮嘱说:“明天早晨八点半来接他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塌实,我一点也猜不出在那水月灯的照耀下,老唐是怎样挨斗法。只感到革命锻炼说来容易,实地经受起来实在并不简单。
       这里应当补上一笔:
       就在工人斗老唐的头一天,我们组还抄过老唐的家。叫门时,老唐那位缠足的爱人走慢了一些,组里那位积极分子当地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说老唐的家“朴素”,那可很不够。竟然就朴素到连一件装饰性的陈设——例如一只花瓶也不见。一进屋,都是些破破烂烂。他们一家虽然住在城里,而且是首都,却连张床也没有。全家就睡一铺大炕,靠窗户角有个被褥垛。把被子一件件抖开,以为会有点金银财宝,可只抖出点烂棉絮。
       屋子是两间,可空空荡荡。我们翻箱倒柜,只在角落里见到一个并没有上锁的破皮箱。打开一看,几件换季的衣裳底下压着个浅蓝色的人民银行小存折,我们一时如获至宝。可是打开一看,每月存进去的合不到现在的五元钱。整个折子存的也不到今天的一百元。唐的那位面黄肌瘦的老伴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她还非要烧水给我们沏茶。于是她就一边捅开煤球炉子,一边问我们:老唐究竟犯了啥法啦?我们并没听她唠叨,只是四下里东翻西找,希望能找到老唐贪污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完全扑了空。每当我想起那回抄他家的情景,以及紧接着工人提出要“借”去斗他的事,我的自责心情就更沉重了。我是昧着良心点的头啊!
       把老唐交给工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几位组员去印刷厂领他回来。跟我们接头的工人一见面就告诉我们,斗争会开到大半夜。他把我们领到后院一间堆房,房门上了锁。打开门之后,只见老唐瑟缩在墙角一领破席上。头肿得像是个大西瓜,简直大了一倍。他眼神迟钝,脸色苍白,脖子上血迹斑斑。显然,他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当时心里想: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
       领我们去的工人厉声喊:“站起来!”
       老唐哪站得起来呢!他用一只胳膊撑着破席,蛮想咬牙直起身子,可那身子早已不听他使唤了。我只好过去扶了他一把。然后,他一拐一瘸地跟着我们走回来。
       我们组一致同意应当让老唐养养伤。收了押之后,当天没再为他开会。老虎挨了这么一顿揍,也真该让他将息一下。
       过了几天老唐开腔了。他似乎忽然想通了,主动提出要交代。
       他先交代的几笔都是与出版科同志有关的。可是一让他交代时间、地点,他就又张口结舌了。
       后来他学了乖。每逢交代什么款子,都有年月日以及地点——老唐对北京地理不熟,所以不是西单什么饭馆,就是中山公园。数目也都不算大。
       我们组把战果报上去,也开始受到了表扬。同时,上边还提醒我们:同兄弟组相比,我们还很落后;要乘胜直追,不可麻痹大意,放松斗志。
       每当我们走过张贴出来的战果统计表的时候,看到上面居然也有了我们组,就觉得口号没白喊,心机没白费,总算打出了老虎。
       不用说,由于老唐这么坦白,这么合作,我们对他也不再吹胡子瞪眼睛了。他开了窍,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起来。
       只是这数字和特号老虎还有很大距离。照印刷厂的年收支情况,他也还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从楼后押他到小组来“过堂”,总要经过前厅和两道楼梯,一路墙上都贴着大字标语和斗争的喜报。他很可能已经摸索出我们需要的最起码的数字了。
       也许是为了减少或缩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帮我们凑。这样,每次会结束前,他从不“关门”,总说:“让我好好再想想。”
       他大概也渴望早些凑足数目,早些结束他这段痛苦的日子。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老战友……”我们立即追问起:“老战友怎样啦?”“他是搞装订的。”我们意识到新的战果就要到手,就来个趁热打铁,追问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给了他……”负责记录的组员赶忙打开了笔记本,并且追问:“多少?”
       他说了个不小的数目。
       于是,我们要了两辆吉普,就押着老唐来到西直门大街一条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车开不进去,就在胡同口外边下来。组员们押着老唐,我们两个组长就去拍那家的门,门上红地黑字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这位老战友一看后边还跟着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他愣了一晌,悟出这是来跟自己对质的,就咕咚一声朝老唐下了跪,边作揖叩头边哀求说:“我的老哥,俺们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请你高抬贵手,别害我吧!”
       他边说边刷刷地掉着眼泪。
       老唐是个软心肠人,这情景显然触动了老唐的恻隐之心。他咽了口吐沫,小声对我们说:“我记不清啦!”
       想必老唐只顾凑数目了,却没料到还有对质这一实事求是的举动。
       连开吉普的司机一路都在骂着老唐“不是东西”。我们组在扑空之后,更是气愤,甚至警告老唐:今后交代什么,都得这么对质,他不用想蒙混过关。
       老虎与打虎者之间关系缓和了一段之后,现在又紧张起来。我们虽没动手打他,可是每次开会总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非要他交代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管我们怎样拍桌子追问,老唐又恢复了最初那一问三不知的顽抗了。这时,性急的团员就厉声对他说:
       “老唐,你再不交代,就还把你押回你们印刷厂去!”
       这声恫吓可真奏了效。
       经过一天的反省,第二天老唐又开口了。他说,他贪污的钱没分给谁。他都买了银元啦!
       “银元在哪儿?”
       “俺埋在徐州城外头的柳树底下啦。”
       这倒也符合当时农民不信任银行,甚至不信任钞票的心理。只是偌大的徐州,到哪儿去刨这些银元?
       我们要他交代出确切地点。他说是埋在城外(可见当时徐州还有城墙)护城河边一棵柳树底下了。
       “哪棵?”
       “河北岸第八棵。”
       现在回想起来,老唐这可真是顺口溜了。可我们当时急于追求数字,也太缺乏判断力了。
       四十多年后来回想这件事,真觉得荒唐好笑。我们七个知识分子活活给一个农民耍了!然而,这农民确实也被我们逼得没法解脱。干了那么多年革命,什么享受也不图。如今,身陷囹圄,几个月见不到老婆孩子,而且还不知熬到哪一天!他有点豁出去了。
       正当大家议论咋办的时候,那位一直想多在祖国内地跑跑的归侨青年就自告奋勇说,他愿接受这个任务,去跑一趟。
       于是,组织上就为他开了介绍信,请徐州的“三五反”委员会就地给以协助。
       这可真是海里摸针!
       小张——我忽然记起他的姓来了——组织纪律性很强。动身之后,每天必打个长途来报告情况。徐州那边的兄弟单位也派人协助他沿着护城河边去一棵棵地刨。
       倒楣的是徐州城外那些垂杨柳,它们什么也没窝藏,完全是无辜的。只由于老唐那个交代,就一棵棵给刨得乱七八糟。而且除了几条蚯蚓和露出的树根,什么银元,连影子也没见!
       扫兴啊,想挖的是一堆袁大头,挖到的却是一堆堆的土!
       小张回机关时,运动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或者说,扫尾阶段了。
       搞运动总要分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各有其重点,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的。运动开始时,强调的是不能放掉一个老虎;“三反”搞得彻不彻底,关系到党及共和国的存亡;这些腐化分子是毒蛇猛兽,是定时炸弹。上边号召每个公民、每个干部都要擦亮眼睛,要大胆怀疑,要同我们队伍里的腐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如今,各战斗组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取得了累累战果。现在到落实阶段了,上边加紧内查外调,战斗组则转入学习,并且谈自己的体会,检查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
       于是,我们就把老唐和他的材料一古脑儿交给上级。老唐还在隔离反省,但他的问题已不归我们组管了。
       思想检查是从写自传开始的。
       共和国虽然刚刚三岁不到,可我那起码是第四五回写自传了。幸亏我大学毕业就进了《大公报》,四年后我又去了英国,四六年才回来。中国近代史最复杂的是国共合作那个阶段,亏了抗战中的武汉我没到过。那时谁是国,谁是共?谁是正派人,谁是国民党特务,很难分辨。
       我很侥幸,自己当时没在国内,所以我主要检查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迷信过西方民主,甚至赞赏过议会政治。检查会上,有人说我在思想上是个大老虎。我洗耳恭听,并且表示同意。我受到了几位大学教授的启示。他们在自我批判文章中都沉痛承认曾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毒害。
       记得一九三〇年我在辅仁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家里九代笃信天主教的同学,力劝我皈依天主。他还特别向我谈起向神父忏悔自己劣行之后,他本人所得到的快感。他说:“那就像洗了个热水澡!”当时,我没能领会他说的好处。可是到五十年代,我在大会上清算自己迷信西方民主自由那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时,才开始领会到。然而人们并没把我这头“思想上的大老虎”关起来,反而似乎还更尊重了。想来是由于我还有点自我暴露的勇气吧。
       运动煞尾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核实定案。这可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一笔笔地都得有根有据,有下落。这时,工作做得再细致不过,而且都经过同本人以及有关人员核实签字。数目不能笼统,每元钱都得落实才算数,体现了组织上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大原则。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大会上宣读最后战果的那一天。
       当念到老唐的名字时,我们组都竖起耳朵来倾听几个月来我们最后的、真正落实了的战果——我们为之喊了多少口号、拍了多少回桌子、费了多少心血得来的战果。
       报告人根据印刷厂工人的反映:老唐平时有些公私不分的毛病。并且补充说,这倒也难怪,老唐是打解放区来的,那里一直实行的是供给制。然而——
       我们竖起了耳朵。
       “经过反复核实,多方调查,并未发现他有贪污行为……”
       这时,我掉过头去看老唐,他依然低着头坐在那里,一点也没显出得意的样子。也许作为老党员,他认为在运动中受点罪也没什么,组织上是从来就不会冤枉谁的。
       几个月之后,我在机关大门口又碰见了他。我愧疚得低下头去。他却捧着刚买到的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想撅半截给我,熟头熟脑地说:“老萧同志,尝尝,挺热乎。”
       我狼狈地道了声谢,朝他摆了摆手,就匆匆忙忙走开了。一边走,心里一边嘟囔说:
       “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