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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手术室推出时，主刀医生对我说：老先生，你来得及时，手术很成功。你得的和胡耀邦是一样的病。一句话，把我和我的病提高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
       这次死里逃生，对我来说虽朱到谈酒变色的程度，往日豪饮的风光肯定已不复存在。在国内诗歌界，我可谓酒名远扬，量人，且因为真喝，从不孱假，不使猾，不怕喝醉，被公认为酒德好。人凡诗坛高手，我都过过招。往往不是把对手斩下马米，便是平分秋色，握手言欢。为壮军威，我自创了一个神话，说我最人的痛苦就是想醉，偏偏喝不醉。
       其实，从我十五岁当兵，到四十岁这段日子，生活字典中没有“酒”这个字。那时也有忧愁，可从米没想过川酒来浇，连结婚这样的人事，也没沾一滴喜酒。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倒是十二岁时，我有过一次人生的处女醉，在醉!
       三岁的时候，由由日寇侵略，我一家从山东老家逃难到贵州，是那里的大山庇护了我们。在那里，我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光。小学一年级是在遵义读的，那时侯不知道赫赫有名的茅台酒就出在近侧。后来我父亲到贵州大学教书，我们搬到花溪，天天经龟山、坝上桥、蛇山，到麒麟山下的花溪小学念书。花溪是贵州的风景胜地，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成了风景中人。懵懵懂懂地到了十二岁，不知道怎麽小学就毕业了——我毕业于防空学校子弟小学，地址在贵阳市油榨街。
       毕业没体会到多少兴奋感，倒是面临的分手让小小的心灵有些惆怅。不记得是谁提议举行一次聚餐，获得一致拥护。那是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我们是个小班，不足10人。说好每人带一份吃的，有带白家炒菜的，有买卤牛肉的，花样不少；我记得我买了一听午餐肉罐头，忘了是谁还拿来了一瓶酒——刺梨酒。
       刺梨是贵州一种野生蔷薇科植物，属于植物中的“平民阶层”，路旁、山野，都能坚忍并快乐地生长。到了四月底，满山遍野都是它开的白或淡粉色的花，微微的香气随风飘散。到了八月，进入刺梨成熟期，一串串黄和略带晒红色的果实压在枝头，这时候是男孩子们的小小节日。像个小罐子、有一个盖的刺梨果长满了刺，但我们不怕，挑最大的摘下来，撩起衣襟包位一拧，刺就脱了，然后尽享其美味。有点甜，有点酸，在清贫的日子里带给我们足够的欢愉。刺梨酒就是用这种野生果子酿制的。
       记得包括女同学，每个人都尝了一点(60多年了，想起来也感到罪过，我没把任何一位教过我的老师记住，男同学也全忘光了，偏偏记住小学毕业班女同学冯少坤、盛青云两位的名字)。我发誓，这是一种极好喝的酒，金红色的液汁用手一沾，仿佛能牵出丝来：入口后伴着甘美，是从舌尖溢出的香甜。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说着祝福和多联系一类的话。渐渐有人大声说话，有人唱起了歌，随后摔碗声、哭声混在一起。我把喝空了的酒瓶朝墙上扔去，那一卢炸裂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我能记得是自己走回家的。我父亲在贵阳、花溪两地教书，他回花溪的家了。我倒到床上就睡。等到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睡了24个小时以上!幸亏老爹不在，否则非把我揍瘪不可。我哪里知道如此温柔的刺梨酒，竟潜藏着这般烈性！
       1954年，我调入铁道兵，离开了第二故乡贵州。出差、访友，回去过几次。十分遗憾，我再也寻不到四处蔓生的刺梨，寻不到很原生态的儿时乡野和情趣了。前年专科到了青岩，那里解放前便以山刺梨酒闻名。可惜时光不再，在保存很好的古镇，我跑了几家店铺，只找到一家卖“刺梨酒”的。那是一种把刺梨泡在白酒里的酒，清淡、辛辣，真正刺梨酒的风味荡然无存。为什麽美好的东两总是轻易从现实中消火，而懂得珍藏它们的记忆又是那么脆弱呢?
       老朋友，再见
       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过去我嘲笑过戒烟的人，认为他们把老朋友说丢就丢了，这种不要老朋友的人，太可怕了。当我也成为“这种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非但不可怕，随着时间推移，益发显出他们的可爱来。
       我是1952年7月学会抽烟的，当时还不满十八岁。随着部队正规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各野战军和兵团退出解放军序列，并组建了新兵种。比如我所在的二野五兵团已不复存在，十七军变成贵州军区，所辖部队改编为一个轻装师，一个铁道师。我们五十一师撤建，我从文工队调入铁道师文工二队，因铁道师文工队暂不成立，又被分配到新组建的贵州军区
       独立第直营八连当文化教员。接到调令时，连队已先期出发到榕江县执行剿匪任务(1950年上半年土匪攻城掠县的嚣张气焰早被打了下去，但还有零星散匪和漏网的匪首)。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向导，没有公路，我只身一人穿行在崎岖山路。从都匀经三都，走了一天半才到达，幸亏没有遇到土匪。
       加上我，连里有九个文化教员，这在建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长期的战争，使大多数战士和基层干部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和平的到来，把扫盲和提高文化水平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全军开展了以扫盲为中心的“文化大进军”。一切从“”开始。我初中没毕业，义没有学过拼音，完全现学现卖。虽然有些胆怯，但绝对是认真的。教学进度很快，一个星期卜来，靠着拼音的拐棍，战士们开始学习造句了，并因此有了作业，改作业、打夜班也从此开始。晚上睡得晚，早晨便不起床出操，为此，没少挨连长李兆瑞的批。
       熬夜晚了，人犯困。我就向吸烟水平最高的文教严应要烟提神，神是提起来了，瘾也如鬼魅附上了身。没有多久，便无师自通地成了烟鬼。一天深夜，烟抽完了，街上店铺早就关门，我只好蹲在地上满世界找烟头。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几棵救命的烟屁股，撕吧撕吧，用报纸卷着，吸了。真还得感谢香烟，他陪伴我多少个深夜并见证了我的忠诚，待文化人进军结束，我的立功喜报寄回了家。
       同忆吸烟史，最难熬要数过苦日子的时候。说来也怪，全国像变魔术一样，一下子把货架变空了，要什麽没有什麽；就是凭票商品，任你省吃俭用，定量和实际需要仍有不小缺口。凭票的烟只够一个星期，其余的只好去买不要票的。当时我们部队在长沙，一种7分钱一盒的“喜相逢”烟是惟一不要票的。这种烟吸起来又干又苦，我们都叫它“苦相逢”。有什麽办法呢?抽了难受，不抽更难受；没人逼你，再苦也得相逢。我六弟华生在“烟草王国”云南，心疼我，从邮局给我寄过五盒“布谷”牌烟，8分钱一盒，它那个香那个柔，真有一种让人快活似神仙的感觉。
       我吸烟，五六十年代吸“前门”、“恒大”、“马飞”这类档次的；八九十年代吸“黄
       果树”、“石林”、“阿诗玛”一档，儿乎不买高档烟。一是舍不得钱，二是既已遭到毒害，何必遭高级毒害?好烟也抽过，诸如“红塔山”、“万宝路”、“中华”、“熊猫”，都是朋友、学
       生给的。拿这类烟待客，先交代一句：“这是受贿烟”。
       吸烟痰多、咳嗽，我的支气管炎、肺气肿大概跟与烟长期亲密接触有关。早知道吸烟损害健康，也想戒，试过几次，每次都坐卧不安，像丢了魂似的，以失败而告终。有一次戒了20大，想试试还会不会，哪有不会的道理?只一根便续上了前缘。还有一次趁住院，戒了36天。从第一大开始，我就反复背“第一天”、“第一天”，到第二天，又反复背“第二
       天”、“第二大”……到了36天，我一边背一边想：这样背，要背到哪一天才是个头?算了，也不背了，爱怎麽怎麽。于是，又上演了复辟的一幕。
       妻子和我朝夕相处有40多年，而香烟陪了我52年!有多少个欢乐悲苦、刻骨铭心的日子，是烟和我一起度过的。我如此决绝地和同甘共苦的老朋友分手，并非无情。大概烟也心疼我，每当刚吸进嗓子，我都会连续地咳嗽，额上暴出青筋来，想吸也吸不进去。我知道这是老朋友在提醒我：是该告别的时候了。
       没有举行告别仪式——这是为了怀念的告别。那一刻，我很平静，没有对烟的怨恨，只是默默把一丝惦念埋在心中。我一如既往地保存着每一个打火机和所有的烟具，像往常一样放在案头。它们好象也在等待外出旅游去了的老朋友，只有我知道，他永远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