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7年刚刚开始的元月27日，一群以北京为主体的诤人们赶到哈尔滨，举办了一次诗歌研讨朗诵会。一年中这么早的时间，给人的感觉是小说作家们还没睡醒，诗歌的锣鼓就在窗外敲了起来。但就这一年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而言，它只不过是一条简讯，而由此派生的两件事，却构成了话题。
       其一是与会的诗人们联名签署了一个《天问诗歌公约》；其二是一家媒体就此而对一位诗歌评论家的提问：“公约的出现，是否真的表明中国诗歌有死亡的危险?”
       在我的眼中，由此缠绕的相关问题，构成了呈现当下诗生态，通向2007年诗腹地的路径。我的这篇文章也将由此开始。
       一
       签署这份公约的，计有潘洗尘、默默、老巢、叶匡政、梁小斌、车前子等14位诗人，除了影响力不一的诗人身份外，前边的四位，还分别是自己文化公司的法人代表。指出这一点旨在表明，当年先后下海经商的一些诗人，不但相继在诗坛亮相，并且还形成了眼下一些诗歌活动经费的体制外特征；另外一点，便是活动参与者大体上的同人性质。
       该公约一共八条。诸如“每个诗人都应维护诗歌的尊严”； “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等。这显然是针对上一年度被恶搞的“梨花体”诗歌风波和诗坛一些非诗的现象所做的一种表述。此外，还有这样两条趣味化的表达：“一个坏蛋写不出好诗”；“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
       假如只认识23种以下的植物，就不能成为诗人吗?在这个公约引发的不同反响中，并没有人在这样的表述上较真。排斥的声音更在乎的是，凭什么，由这么一些人为诗人们制定公约?比如一位“下半身”写作的代表性诗人随即就在网络上推出了一篇文章——《一群丧家之犬在给诗歌定公约》。这是一个泼辣而彪悍的标题。但也是这位诗人，在上一年度干了类似的一件事。他在对“当前流行”的“小文人诗歌”进行了抨击后，提出了一个“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口号：“让诗歌重新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
       以上信息表明：由不同经费支持的众多诗歌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尽管对概念内涵的指认可能并不一致，但由诗人们发出的“见证时代”或“关注时代”的声音持续强化；诗人们在认真地关注问题，但在诸多个局部，也同样热衷于造势乃至江湖论战。
       二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从国家高层发出的坚持公平、公正、正义，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及强调关注弱势群体的声音，正是这个时代要解决的焦点问题。而诗人们在同一问题上的不谋而合，表明了这个已转换为多种经济分配形式的时代，进入了与诗人们更为深刻的生存联系，并唤起了他们尖锐的时代公义感。尤其是在舆论传媒不时发布着公众的“幸福指数”之类的统计喜报时，诗人们深入生存腹地的言说，就成了祛除遮蔽的时代见证。
       郑小琼的诗歌构成了第一种通向时代腹地的观察点。打工者的身份和诗歌题材，还使她成了一个符号性的诗人。
       无论当代中国按经济收入或其他标准把社会成员分成多少阶层，从乡村涌入城镇的打工者，都是最底层、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当下经受着最为酷烈的劳动价值剥夺，但长期以来，却又是丕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而打工诗人群体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历史。尤其是像郑小琼这种既有精确的诗艺把握，又有非亲历者既不能拟仿，甚至无法揣测的刻骨铭心感受的诗歌，更成了当下诗坛一个不可替代的存。
       由11首诗作组成的《黄麻岭：生存的火焰》(《诗刊·上半月》第7期)，呈现了创造着财富神话的南方汗血工厂中打工者残酷的生存神话。这是当今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非当事者的言说公众难以想象的情景。在这里，打工者的劳动成了身体上不断下扎着“钉子”的生命过程。铁钉把她们“钉在机台、图纸、订单”上，“把加班，职业病／和莫名其妙的忧伤钉起”。并且，“隔着利润欠薪”。而既是这样的“工作”仍然会朝不保夕。那是她们在机器般的中，终于成为“松散的废旧机台”——“身体积蓄的劳累与疼痛，化学剂品／有毒的残余物在纠着肌肉与骨头”。一个女工就这样进入37岁的年龄。当她如同每天一样再去上班时，厂门外的招工栏内却张贴着：“年龄：1 8—35岁”。这也就是说，在资方的眼中，这类女工的使用价值已被榨干，若继续在岗就会因体能透支而发生意外，而给资方造成负担，但至于你本人以后的生计，则与他们毫无关系。但即便如此，打工者的洪流仍然“前仆后继”；“多少年了，我看见这么多她们来了，去了……”，“背着沉重的行李／与闪亮的希望来到黄麻岭，带着苍老与疲惫／回去……”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从被房地产和工业开发吞噬了土地的乡村、从不能养活人的乡村，驱赶到一个又一个的“黄麻岭"，当不受《劳动法》与道义制约的汗血工厂的权力，在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市场上建立，被任意宰割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命运。
       而郑小琼的表述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殉难性质。她已完全看清了这一点，然而，她认领，她承受，她在不断承的击打中，以一枚小小的钉子的形态，见证底层的屈辱、资本的野蛮。
       这是发生在汗血工厂中的劳资关系，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们呢?西南某州水泥厂的诗人王子文在《一位想歇息的工友触电似的弹起》（《诗刊·下半月》第3期）中记写了这样一幕：一位在毒热的太阳和黄灰的烟雾下挥锹投煤的青年炉前工，在牛一样喘着粗气、双臂已经发软，继而终于坠坐在煤堆上时，突然“又触电似的弹起”。随之，“开始慌忙四处张望／之后才平静下来／仍挥动着铅重的臂膀”。这种瞬间状态闪电般的呈现，更闪电一样痉挛出时代的伤口——随着原先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占据绝对股份权重的企业法人们，已使工人们的劳动成为一种受监控的劳动，他们原先的主人感和荣耀感，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
       邰筐的“城市纪事”类诗歌(《诗刊·下半月》第7期)构成了第二种观察点。相对于北京上海这些直辖市一类的超级城市，各省会市一类的地域中心城市，他以北方内陆某地级市为原型的这座城市，只属于三类城市。而正是这类城市，在朝上看齐时充斥着更强烈的财富扩张和消费欲望，向下则连结着由乡土向城市过渡的广大底层人群，由此承载着更复杂的社会信息。这其中既有新开张的“尚都嘉年华"酒吧的出入者一掷千金，“还能看到真正的美国黑妞的色情表演”的消费的豪华，保安“把一些轿车的牌号慌张地遮掩起来”的“羞怯”；又有“有点暧昧，有点脏”的月光，从“小丽的按摩房的顶上”，向空荡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空移动的低层生理原欲的荒凉。
       纪实性的诗歌虽然早已有之，但邰筐却赋予了它新的元素和策略。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题材集纳的体系性。他以“城市纪事”方向上专一持续的掘进，凸现出一个诗歌集群，由此形成对于阅读的强势吸引。但这既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能力——他以诗人和“一位穷人的羞愧”感，发现了这种三类城市社会生态学上的题材空间和无限意味，将公众熟悉的，因熟悉而熟视无睹的纷纭事像，在强势群体的权力财富喧嚣、弱势群体生计的艰涩窘迫，这两个向度上凸现出来，形成既有经验的体认和陌生化效果的震撼。
       而邰筐的呈现视，具有一种罕见的全息性。除了“徒步穿越半个城市”这种平面上的视角，“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日落”的鸟瞰式的宏观视角，更有管道般穿行于城市腹脏的微观视点。比如他在“一座摩天大楼主要有什么构成”的设问中，给出的密集答案：“一架电梯模拟人间到天堂的路径”；“一根天线连接上帝的神径”；“一只老鼠钻进它的胃里冒充警察”；“一个摄像镜头对准你隐私的背影”……
       
       邰筐的言说姿态同样颇富意味，他将城市的林林总总精确逼真地端现出来，却并不做愤慨的谴责，甚至以讥诮、嘲讽的语态，有意消解着激愤，由此而呈现出这样一种象征意义：一个诗人已在生存的摇撼中，夯实了心灵的脆弱。虽然他并不能改变什么，却可以持有轻篾的权利。
       朵渔的诗歌构成了第三种观察点。这是从存在的表层垂直下扎，在集体无意识的混浊区看到了精神受辱的真相后，挺身回应的一个人的写作。这位曾经的“下半身”一词的首创者与写作的发起人之一，在2004年因着与“单位”一次事关精神尊严的冲突决然离职，其生存和写作由此发生了一次断裂性的变化。“羞耻感时时纠缠着我……我的写作伦理基本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朵渔语)。
       如果说，邰筐的“一个穷人的羞愧”起始于生存的物质层面，而物质层面的压力是沉重的，不可回避的，那么，朵渔的“羞耻感”则是精神层面的体认。从世俗的角度上说，它是轻的，可以通过妥协来回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俗世实用学的层面，为之提供了诸如“委曲求全”等等一整套的理论和技巧，并在社会公众的血液溶化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当朵渔甘愿罹受生存的仄逼，而绝不接受精神的受辱时，便有了一种饲身真理的孤身陷阵意味。而真理的被嘲笑，则是当今最大的时尚，也是当今公共精神现象中最大的耻辱。
       在朵渔的组诗《雨夹雪》(《人民文学》第3期)和《平原虚构》(《十月》第3期)中，分别有《妈妈：你来救我》与《妈妈，您别难过》这样两首诗作。一个年龄上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诗风一贯硬朗的诗人，却在此向母亲发出儿童般的告呼，“临近中年，前程在折磨着我／能够放弃的已经不多，能够得到的／均是未知”，“妈妈，你听到那知了的叫声了吗／那么急迫，像是一场崩溃”，这样的心灵崩溃感应表明，在现今要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仍是如此巨大。“妈妈，我不再乞怜、求饶／我受苦，我爱，我用你赋予的良心／说话，妈妈，你高兴了吗?”当这样的诉求完全排除了对公共社会的寄望，而仅仅面对自己普通的乡间母亲时，也直接通向了仅只固守于中国民间的人生处世准则和道德真理源头。它是任何时代精神溃退的最后屏障，以及再生之地。
       但这并不是朵渔诗歌的全部。正像“雨夹雪”这个标题显示的多种象征意味，在诗歌基调上，它是朵渔内心微寒的苍茫感的映现；在题材伸展上，他室内场景的诗书幽思能径直通向“非洲的青山／和黑暗的约旦河”，更通向深居在时光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史”：“风物冰凉，小流氓也感到无聊”，“有人读论语说废话／有人登高有人纳妾有人偷欢”。他在语言形态上这种荤素不拒、雅俗皆备，却拒绝恣肆放谵的聚气为骨，则是一个诗人打通了经史、江湖、民l司的屏障之后，重新生成的象征
       在这一大致相同的写作向度上，还有寒烟和李南。这是在当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节制的写作质量，却被严重遮蔽了的两位女性诗人。而不无巧合和象征意味的是，她们的精神血缘，则与俄罗斯的两位女性诗人茨雅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直接对应。在寒烟以写作与生存的卑微感、窒闷感的反复抗衡中，诗歌逐渐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受难的高贵，以及挺身迎击的激情和骄傲。“你测量过的深渊我还在测量／你乌云的里程又在等待我的喘息／苦难，一笔继承不完的遗产／引领我走向你”。这是寒烟在副题为“给茨雅塔耶娃”的《遗产》(《太湖》第3期)一诗中，对于彼此相同命运的体认。她接着更在《头顶的铁砧在唱》一诗的末尾骄傲地高呼：“敲吧，打吧／我的兄弟／我的仇人／把你的愤怒再加深一点”!这让人油然想起阿赫玛托娃从上个世纪传来的声音：“世界上不流眼泪的人中间，／没人比我更傲慢，更纯粹。”
       而曾经把阿赫玛托娃称作“姐姐”的李南，则在相同的倔强与骄傲中，以组诗《幸福生活》(《诗潮》第1—2月号）。解化出心灵的澄明与祥和。这应该是一种进入死角而获轻逸的境界。她在精神对峙的僵局中，体证到了一种类似于禅宗的观想方式：从卑污中唤出花朵，“把水变成蜜”。她在《遥寄江南——致兰花》一诗中这样写到：“答应我，你不许在暮色中唱起哀歌／不许把红色的事物看成血／答应我，我们要把美德在大地上传播”，由此而向与她一样的人们传递这样一种声音：我们要爱大地上一切微小的事物，要爱我们自己，当一切的卑污都成了我们体证幸福的原料，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一辈子”。的确是太骄傲了，一种在精神的大摇撼之上澄澈的骄傲。
       四
       上述诗作以非如此不可的精神抗衡，凸现为一种具有痛楚感和灵魂感的写作。而承续着新世纪以来基本态势的2007年的诗坛，则呈现着主流解体，偶像覆没，更新提速，新锐起于蒿莱，名流生于蜕变的格局。它使习惯于跟随事件热点效应的公众阅读失去了焦点，也在自由元素的激活中抬升着当代诗歌的整体水准。
       这首先表现在原先一大批模糊的面孔变得清晰，继而以新锐的姿态崛起。比如阿华、韩宗宝、白玛、徐颖、君儿、熊焱等等。阿华以刊发在诸多刊物上的大量诗作，环绕出一个“公社时代”的梨树镇场景，在对陈旧事物和器具慢节奏的体味与遐想中，呈现出温暖、善良、干净的光芒。韩宗宝以潍河平原“一个人的苍茫”，扫描暮色中喑哑的乡村物事，以敏锐的内心面对波澜不惊的生活。熊焱在少年视角和语态上的乡村图像，以烂漫和沉重的纠缠，映现出苦涩的乡村记忆。同样作为都市女性，君儿和徐颖以对于当下诗坛和女性诗歌风尚貌似的无知和无视，实现无法之法写作中的自我凸现。君儿以市井生活氛围中行似颓废荒诞的“济公态”，以毒攻毒，坚持心灵的简洁与纯净。此前很少在刊物上露面的徐颖，却以《生一个孩子就叫格瓦拉》为代表的一组诗歌(《星星》第1 O期)，使她几乎成了诗坛一个意外的亮点。她以橙色私人生活场景中蓬勃的想象力，将都市生活空间导向类似于南美或非洲丛林战斗营地的幻象，体认一种奔放、刺激、酣畅的心灵激情。其诗作中率直的意气感和绚烂的放肆，恍若怒放的罂粟，随着年轻饱满的血源供给而浑然天成。
       与上述的新锐相对应，久居名家行列的韩作荣等，则成为从蜕变中重新焕发的典型。近年来，韩作荣从他曾经偏重的大题材、重主题的主流写作模式中一再后撤，在主流写作放弃的常态生活中，恢复诗歌健全的感应力。在组诗《韩作荣近作》中(《诗选刊》第8期)，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接近于智者的状态。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洞明世事，波澜不惊，又给了他在题材涉猎中随心所欲，从平常态的事像中看见非常态，继而洞烛幽渺的能力。但他绝无智者的自得，甚至绝不滥用抒情臧否的权力，他只是层层剥笋般地呈示，直至机锋尽现。虽然他最终发出的，也有调侃的笑；但更多的则是感同身受的苦笑。
       作为实力派女性诗人，林雪、宋晓杰等人从女性题旨上向着大地上卑微事物具有悲悯感的写作转向，同样引人注目。目睹了曾经自豪的东北工业基地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盛衰巨变，林雪在纷杂的心灵沧桑感中，寻找一种“高于诗歌”的力量。继而以“赫图阿拉”形而上的神性，“土显田”的形而下的平凡这两种向度的综合，回应自己的寻找(《诗刊·下半月》第6期)。宋晓杰则以微痛的体恤感，注视黄昏大地上“宽广、嘹亮的哀愁”(《太湖》第3期)。
       若干年来，甘肃一直以阳、古马、胡杨等实力中青年诗人的众多和年龄上的梯次衔接，而成为当下诗坛的一个重镇。而在这个极易引发“雄浑苍凉”风格联想的群体中，却有着在当下堪称一流的文本技艺。诸如人邻在组诗《(幸福诗篇》中(《诗刊·上半月》第5期)，于旧钟内听雨、晨露中取光的简约、纯粹与性灵。娜夜的诗思具有一种乌云式的广阔的覆盖感，大地上的物事，梦中的物事，战乱中乞讨的伊拉克盲童……(见组诗《祈求》／《人民文学》第3期)都可以是她的题材，而她的呈现则仿佛头顶巨石的银针扎入肌肉神经，清晰的微痛和不可名状的复杂意味，正如同无标题音乐传递的那种效果。
       书写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已导入了地域诗歌的描述，虽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边界，但我还是愿意就此提供一些简单的信息，因为以诗选或民间诗刊为核心的地域诗歌群体的结集和呈现，已成为当下诗坛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其中有以李少君牵头，集合了海南诗人作品的系列诗选集《海拔》。杨然和凸凹牵头，以成都诗人为主体的民间诗歌辑刊《芙蓉锦江》。由刘洁岷等牵头，以湖北诗人为主体的民间诗歌辑刊《新汉诗》。江苏的章治萍以同人为主体的民间诗歌辑刊《诗家园》。而广东，既有定期出版的《中西诗歌》，又有黄礼孩以专题辑刊持续推出的《诗歌与人》……这只是我的信笔所至，其后长长的名单不再罗列。
       最后，我想把相同的问题还给那些缺乏基本的当下阅读却为诗歌而“忧患”的媒体记者：2007年这样的诗歌现状，“是否真的表明中国诗歌有死亡的危险?”2008、1、3夜·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