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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诗人越多，诗歌愈少。这样的判断近乎悖论，却正好印证了当下诗界的现实。就在几天前，由本市《芳草》杂志主办的首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颁奖仪式在黄鹤楼举行。席间，批评家白烨先生抱怨当代长篇小说数量太大，若以三天读一部论，一个人倾其所有精力一年也至多读三百来部。后来。我们谈到了诗歌，叶延滨先生笑道，现在每年见于纸刊和网络的诗歌数量至少有一百万首啊。一百万是什么概念?当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庞大的诗歌数量的存在，导致了阅读的模糊；又因为清晰之必须，所以数量会进一步繁殖，以摆脱身陷模糊之困境……以此类推，恶性循环，我们最终得到的报应是，真正的阅读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浏览，是对速度的推崇，对量的无止境的渴求。于是，遮蔽不可避免。当我们看不见诗歌的时候，诗人为了反抗遮蔽，为了证明“我在”，便会以某种极端的面貌出场。
       而诗歌恰恰是一种指向“少”的艺术，一首诗甚至可以减化为一个词。诗人的生命力并不在于他“说出”了多少，而在于他“发现”了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放下笔来，放弃“写”，而专注于“看”。一棵树矗立在窗前，也许终其一生它都不会被挪走，但它没有哪一天是静态的，它与这个世界构成了某种关联。这是“看”的结果，是“发现”。写作最终要做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从发现出发，找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找到那个最适应安妥自我心灵的位置。这样的位置难道需要很多吗?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终究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做减法的，更多的写作者迷信：多意味着创造力，意味着强大。“泥沙俱下”固然可以呈现出一种生命状态，倘若你对浩荡的江流有所认识，你就会发现，每一段江水都在做减法，都善于舍取。
       减掉心中的贪欲、牢骚和忿懑，我们才能变得轻盈起来。我从来不相信这世上存在所谓“生不逢时”的人，如同我相信任何时代都可以塑造深刻、伟大这样一些命题一样，我更信任那种敢于“把牢底坐穿”的人，他们是日常生活中的烈士，是我们最终能够将平淡无奇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