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总部办公楼位于北京市朝外大街，1996年正式投入使用，是中国外交部办公，举办新闻发布会，会见各国大使及代表的场所。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在世界上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外交部总部办公楼已逐渐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办公楼之一
总理夜点名
1949年11月，在当年段祺瑞执政府外交部旧址院前(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挂起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牌子。
11月8日入夜后，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引导下，来到了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西侧有门连着外间的大会客室，可用来接待外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周恩来问道:“没有我在西花厅的办公室大，却比那边还阔气。我说要因陋就简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李克农笑了:“总理，这是旧物利用，我们无须添置新的。这些红木古董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
周恩来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
王炳南把早已准备好的外交部花名册递上，周恩来细翻了一遍，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几个来源: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
晚上8时整，外交部全体同志集合。周恩来打开花名册，依次点名，从司长到科员。
“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
接着，他点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
他又点到王炳南，说:“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
“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
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夫人。(有笑声)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去人家还是这么叫。”周恩来将到会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
点名过后，外交部的成立大会就开始了。
将军当大使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中，将军占了绝大多数。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被人们泛称为将军大使。他们调任的过程，可以说都充满了有趣的故事——
姬鹏飞，又名吉洛。他到外交部是周恩来点的将。他是山西临符人，早年在一个陆军医院由看护升为军医。1931年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到陕北后，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抗战爆发后，转行做政治工作。杭州解放后，姬鹏飞担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突然接到中央调令，让他立即赴京去外交部报到，使他大觉意外。他和夫人许寒冰先去上海，找了老上级粟裕，希望能够不去。粟裕对他说:“吉洛将军，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离开上海前，粟裕还送给他一件大衣，给他夫人买了一身衣料。
到外交部报到后，原定他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后因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他奉命改任驻民主德国使团团长，于1950年10月12日走马上任，递交了国书。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大权仍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因而外国大使都使用外交使团团长称谓。1953年11月，苏联军管会撤销后，外交机构遂改称大使馆，使团长即改称特命全权大使。
1949年冬天，黄镇受命带领了一批干部筹备组建总政下属的总干部部。正在忙碌时，中央来了调令，要调黄镇、朱霖夫妇去外交部报到。当天晚上，朱霖不高兴了:“你去国外做外交官吧，反正我要在国内干工作。”黄镇说:“你不去怎么行？我岂不成光杆大使了？”
他们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大包袱、两箱子书，还有5个孩子从总政到外交部来报到了。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又搬到新华饭店。全家人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和席梦思。朱霖还是想不通。
次日，调外交部的将军们都来了，袁仲贤、姬鹏飞、耿飙、韩念龙等，一见面都乐了。当时，还宣布了黄镇是调干班的支部书记。他笑着指指朱霖说:“我当支部书记也没办法，做不通人家的思想工作。”袁仲贤就对朱霖说:“你不要生气。我们办外交，依我看都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将来，我们男的穿上西装革履，是演戏；你们女的穿上旗袍、高跟鞋，拎着个小包包，也是演戏。”朱霖被袁仲贤给说笑了。 半年后的1950年7月，黄镇带着手下及夫人朱霖在内的一行6人，乘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他要在莫斯科转车，前往布达佩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来，他又成了驻雅加达、驻巴黎、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
耿飙是唯一自己开着吉普车来报到的将军。他在路口踩了刹车，让东单大街上的有轨电车“”地响着驶过，才驾着这部美式吉普从协和医院往东，找到了外交部。
新疆和平解放，大西北的革命战争基本结束后，耿飙就在十九兵团驻地接到中央的调令。他当时担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杨得志司令员与李志民政委见他感觉十分意外，就帮他分析说:“你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交道很有一套，周总理记着你呐。”杨得志知道他爱开那辆缴获的美式吉普，便提出:“告诉后勤部，让你把那辆吉普车带走吧，也算是兵团的一点心意。”
刚报到不久，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说:“在这批首任驻外大使的将军中，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不久，因新中国进入联大的问题当时还难以解决，耿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于1950年9月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任期内，他还与当时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交上了朋友。后来，促成了哈马舍尔德1955年元月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会晤，使其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递交国书的“隔壁戏”
将军们到外交部报到后，周恩来让外交部办公厅给物色了一个饭店，就是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让大家连家眷一起集中住下，开始举办大使培训班。
在解放初的北平城里，除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排列下来就数得上新华饭店了。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黄镇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干脆将被褥铺到地板上睡，早上起来放回床上才开门。这个睡法延续了多年。
培训班在外交部街的老礼堂上课，请了国内的学者专家何思敬、王铁崖等给大家讲国际法。外交部举行了外交文书展览，为他们展出了照会、国书、会谈纪要、备忘录、双边协议……各式各样的样品。还请了毛岸英给大家讲在苏联留学的所见所闻与各种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埃夫朗科等，给大家上课，由毛岸英担任翻译。那时候，实际上担任越南驻华使节的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化名蔡某，他会讲中国话。培训班还组织了参观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并集中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请老外交人员讲外交礼节。还去北京饭店学摆刀弄叉吃西餐，学怎么摆台，怎么安排主人、客人的位置。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没几天，经周恩来同意，安排他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小房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提奥多拉·鲁登科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他不让这些将军大使们将纸窟窿捅得太大，说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这儿那儿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
仪式结束后，这些即将出国当大使的将军们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
他们讨论后，得出了两点共识:其一，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其二，我们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走步子、站立的位置、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就建议何不趁热打铁，当场就来演习演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里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预演起来。
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了，笑着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他领着大家走进大厅，毛泽东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跟大家逐一寒暄握手。他问黄镇:“你原来那个黄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说:“我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他又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毛泽东说这“不会跑掉”的话，是因为当时新闻刚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周总理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在接见中，毛泽东还很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点头说:“同意。”
接见快结束时，周恩来郑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2007年12月27日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