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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主招生 复旦破冰
作者:陈统奎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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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清明,当国人忙着出户踏青、祭祀扫墓的时候,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里却一片忙碌。这一天,1185封特快专递从这个办公室发出,里面装的是自主选拔录取的“面试结果”,其中298封各附一份复旦大学“预录取通知书”。这是复旦向沪上298名高中应届毕业生发出的入学邀请。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几天前的4月1日、2日,复旦招办主任郑方贤目睹了1185名上海高三学生步入复旦光华楼的破天荒场面,他们接受了复旦自主选拔录取“面试”,150名复旦教授担当面试主考官,在“面试决定录取结果”的新“指挥棒”下,此番面试决定着他们能否获得复旦的“入场券”。
       随着298份“预录取通知书”的发出,尘埃基本落定,复旦一举成为新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历史上第一个吃蟹者。
       “双轨制”
       2006年3月2日,复旦大学主管招生的副校长蔡达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6年度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复旦将通过“申请资格测试一提交申请材料一教授面试”的新型招生方式,在上海自主选拔录取300名(实际录取298名)学生。这300个名额从复旦分给上海市的招生指标里划出。
       早在2005年9月,复旦就已经形成了改革方案,并向上海市政府和教育部提出申请,有段时间复旦方面了解到,部级领导视野开阔,并不反对复旦改革。2006年3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复旦的改革方案,等待的过程虽然不短,但反映了决策者积极稳妥的改革思路。
       2005年年底,上海市政府书面回复复旦,支持复旦改革。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是这次改革能够成功进行的重要条件。
       其实,今年上海一共有8所学校获准试点实行自主招生,部属院校除了复旦,还有交大,同样也是自主招收300名本科生。另外上海二工32大、上海杉达学院等6所高校,只由上海市政府批准在专科层次的招生中实施自主。交大是后来者,也难怪复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蔡达峰说复旦确有两种心理准备,复旦最终成功“破题”,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法》颁行8年后的今天,第一次回到大学手中。复旦也同时向上海市政府和教育部保证,“所有责任复旦自己承担”。
       “复旦和上海交大可以搞,但是清华、北大想搞也不行。”复旦大学高教研究所张晓鹏教授对记者透露此次改革的“尚方宝剑”:上海市是教育部指定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在统一高考录取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框架。有意思的是,这项权力也是上海市向国务院和教育部提出申请的,意在探索中国教育之出路,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被称作教育领域的“深圳特区”。2004年7月,在上海市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周济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在会议上亲自向上海授权。没想到,两年后,教育部给上海市留出的这个口子,成为复旦改革的契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复旦“破冰之旅”的关键性外部条件。
       为什么此番改革只是面向上海而没有覆盖全国,显然复旦没有获得相关授权,难怪复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教育部同意,我们乐意将自主选拔录取的模式推向全国。”
       在蔡达峰看来,招生自主权原本就是大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非是大学谋求利益,“没有自主之前,招生事宜政府帮大学做了,大学便省事了,所谓自主,实际上就是要大学承担责任。”
       这一次复旦自主的权力有多大呢?300个名额在复旦2006年高招总指标中约占10%,也就是说复旦90%的招生指标还是通过高考来录取。在上海,300个名额只占复旦在上海招生总数的l/5强。复旦把这种格局叫“双轨制”。
       在复旦高教所副所长熊庆年教授看来,这次革命性的改革“还带上了某些旧制度的‘尾巴’”,如被复旦选拔录取的300名学生还需要参加高考,虽然高考分数对他们进入复旦已经没有任何影响。此外,复旦需要通过高考获取学生的学籍档案。
       尽管还留有“尾巴”,但是这次改革的创举不言而喻,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录取后的学生没有填报任何专业志愿,将整体打包进入成立刚刚一年的复旦学院学习,大一结束后再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特长选择专业。复旦打出的是“通识教育”的牌。
       教授的决定权
       3月31日下午,一场特殊的培训在复旦悄然展开。主讲者是复旦的教授,受训者也是复旦的教授。这是复旦专门为充当面试官的150名教授进行的培训,另有20多名后备教授也参与了培训。“有的教授可能比学生还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缺乏经验。有些老教授血压都升高了。”张晓鹏教授介绍说
       《复旦大学2006年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明确写到:“本校依据面试成绩决定录取名单。”经过一番筛选,170余名教授被邀请担当面试官。所有面试专家分30组,每一个组5个教授,两天里面试40名学生,并决定他们的命运。
       其实,整个“申请资格测试一提交申请材料一教授面试”的过程,复旦教授都参与了。资格测试的试题由复旦教授命题,学生提交申请材料由教授在面试前认真审阅,而重中之重的面试一环更是教授“说话算话”。“这一次权力下放到教授了”,复旦纪委书记刘建中感慨。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就看教授,而教授首先要有挑选学生的权力。高等教育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连校长都不可能懂每一个专业。”张晓鹏教授分析说,“在国外,教授不仅属于学校,同时还属于本学科全国性或者世界性组织,如学会。同时教授们组织职称评定委员会、学位授予委员会、国际交流委员会等机构,参与校内公共管理,每一个教授至少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有些教授是好几个委员会的成员。”
       170名教授,其专业领域涵盖了几乎复旦大学所有现有学科,其中院长、系主任20余人,具有“国家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全国精品课程主讲教授”等称号的资深教授和知名学者占据了很大比例。每组的5名教师,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生德育等5个领域从专家库中各随机抽取组成。
       作为分管副校长,蔡达峰深深明白这些教授的力量,“教授最清楚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要求。”让教授们走到自主选拔第一线,复旦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复旦向中学生传达这样一个信号。”蔡达峰说,比如复旦这次“申请资格测试”,复旦命题的内容涵盖高中阶段10门课程,对“3+X”的高考模式说“不”,“表达了我们的意见”。大学的一个重要社会使命,就是在人才选拔方面对基础教育的引导作用。“我们非常关注学生知识体系的积累,欣赏知识面宽的学生,选拔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而培养。”
       有一个现象让“操作者”郑方贤颇为不安。在上海的地铁站,早上六七点总能看见行色匆匆的中小学生挤地铁,而晚上八九点地铁里又现他们赶回家的身影。“为了上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把他所有的精力和潜力都消耗尽了。真正需要他发挥的时候,却没有
       了。”郑方贤在报纸上看到,有的学生甚至不知道申请陈述信怎么写,于是请大学生来帮忙。
       缔造新三角
       蔡达峰最近给中学生回了不少电子邮件,原来不少“落选学生”纷纷给这位分管副校长写信,既有电子邮件,也有书信。对蔡达峰而言,与考生这么直接的交流,在他任上还是头一遭,不过他很乐意给中学生回信,“这种沟通越多越好”。
       对复旦而言,与数千名学生直接发生关系,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高考制度下,大学没有具体深入到对学生个人的选拔,而由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大学并不参与考试之前的活动,中间只跟政府招生部门联系,录取阶段又有远程网上录取,“整个过程,讲是讲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但跟大学几乎没关系。”郑方贤说,“对于考生的背景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录取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是也有无法避免的弊端。”
       但是在自主选拔录取制度下,从报名到申请资格测试,再到提交申请材料以及面试,每一个环节学校都和学生直接发生关系。譬如,为了不影响高考正常复习,复旦招生办公室就为高三学生们想得非常周到,报名、笔试、面试只各需半天时间,即只占用学生一个双休日即可完成这次招考。更令中学生们感到温馨的是,无论是在申请资格测试现场还是面试过程中,还有复旦志愿者为他们提供服务。
       在郑方贤看来,所谓自主招生,就是建立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新型关系。原来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招生工作,现在则需要复旦和考生直接建立关系。
       一个让蔡达峰耿耿于怀的问题是,如果孩子被国外大学选上,家长会觉得很合理;甚至被拒绝,他们也觉得很合理。但是,复旦这一次的改革,他被无数人询问,“你公平不公平啊?”
       中国家长之所以对复旦充满担忧,那是因为复旦这个字眼还不能成为“公平与公正”的代名同,复旦的声誉还不足以消除人们的担忧。
       譬如说,这次改革,作为全国性大学,复旦没有破解机会公平问题,改革只在上海试行,没有覆盖到全国,就引来公平性的拷问。至于复旦全国范围的招生能不能按改革的模式来操作,记者采访复旦多名领导,均表达了积极的态度。蔡达峰比较坦率地说,生源的多样性乃是大学自身的追求,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高考招生指标的分配大部分依然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这不是一个高校自己说了算的事情。
       张晓鹏也表示,“现在的招生计划管理,不是学校单方面决定的,我们要报政府审批。我们既要报中央政府,也要和上海市政府商量,因为复旦大学近些年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对学校影响蛮大。”据悉,2006年复旦在上海市的招生名额是1350多名,接近复旦总招生数的一半。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生导师、高教问题研究专家周洪字则认为,为什么中国家长对美国高校到中国选拔无疑义,反而对复旦质疑不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钱和权对高校的干预还是太大,中国的高校校长在对上负责和对学生声誉负责方面,必须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高校在维护学校声誉上往往难以抗拒钱和权的诱惑或压力,高校往往止步于眼前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这个也是人们对高校改革产生疑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这个现实必须考虑到,否则,即使实行了自主招生,公正性的拷问也不会消失。
       无论如何,复旦已经在改写中国高校招生路径,“考生一政府一大学”的线性关系已经被改写为三角关系,尽管只有10%的招生名额是“复旦直通车”,90%的招生名额还是绕道政府才能到达复旦。以往高校实施的保送生、特长生选拔、5%“自主招生”等招生方式虽然使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主要体现在录取等浅层次部分,而不是在选拔方面。但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展望未来,蔡达峰希望越来越多的大学加入复旦的行列,让考生搭乘直通车到达大学。
       张晓鹏相信,到了那一天,中国的学生将享受学习的自由,享有自主择校的自由,享有选择自己未来的自由。
       (《南风窗》2006年4月下,作者为该刊特约记者)
       延伸阅读
       公平语境下的自主招生
       关于高考的哪怕是最细小的变动,都会引来聚焦的目光和纷繁的争议。“自主选拔录取”只是打开了高考链条上的一个微小的环节,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自主招生选拔能否做到公平?会不会加剧招生中的腐败?在全国推开的可能性有多大?质疑声随着关注的目光接踵而来。
       质疑之声直指公平
       社会与家长担心和质疑的焦点是,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所要求的学生材料以及面试弹性很大,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爸认识很多复旦老师,甚至招生办公室的主任。我参加完笔试通过之后,他就告诉我:你的任务完成了。意思是剩下的事情由他来操作。还有我爸一个朋友,他女儿也是高三,也参加这次考试。笔试之后第一天就往我家里来电话。当时我爸不在家,是我接的电话。他当时就问我,你爸有没有给你托托人找找关系啊?”一位参加复旦“自主选拔录取”的高三女生说。
       “我听了我爸的话很生气,跟他说,不要你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是因为你走后门而我被录取的话,那我会觉得耻辱。”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发出很倔强的光芒,当中还透着自信。
       事实上在选拔的过程中,无论是校方还是参与筛选面试的教授和老师们都尽力确保这一过程的公平和公正。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郑方贤举了一个例子,“在4月2日的一场面试中,一位教授主动提出要回避,因为他面试的这个考生的家长事先跟他打过招呼了。我们的教授是十分诚实的,事实上如果他不主动提出回避,我们也无从知晓。因此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些老师的诚信和对于此次考试的重视。”
       此次复旦和交大采取了两种不同的选拔程序。对于复旦的申请资格测试,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很多人认为这是增加考生负担,“又增加了一次考试”,而且由于测试内容涉及10个科目,对一些“偏才”来说显然门槛过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在中国大学普遍没有独立性、行政权力干预大学普遍存在的情况下,高校自主招生可能反倒会加剧高考招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程序公平先行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如何保证公平,也有专家站在另外的层面给予了解读。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晓鹏教授说:“何谓‘公平’?不同的人可能看法不同。我们的一些观念应当有所更新。对于美国部分一流大学的招生标准,也许有人认为根据这些标准招生不如用统一的‘高考’成绩划线录取‘公平’,但也有人认为其实它们更公平。”
       他进一步说,首先法学上讲“程序公平”优于“实质公平”,因为前者比后者客观,更具可操作性。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标准明确,有关招生政策通过各种途径使考生和整个社会周知,首先体现了“程序公平”。这次复旦等高校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也都十分透明,便于社会监督,首先从程序上保证了公平。
       其次,从“实质公平”来看,单一或相同的招生标准并不等
       于公平。
       其实,自主招生与公平录取并无必然矛盾,统一高考也并不一定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国内某省某年的数学考卷有较大纰漏,直到院士们指出来了,有关方面还是遮遮掩掩,这对考生公平吗?美国的一次SAT考试,用机器批分495000份考卷竟然有4000份出了问题,这对一部分考生自然也不公平。斯坦福等美国名牌大学特别申明,他们在看考生的各类学业成绩时并不是仅看一个死分数,还要看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数的。
       高校自主招生,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赋予了考生自主选校的权利。美国的不少学生,往往同时拿到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这样考生可以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比较选择,对于考生来说因而也能达到更大的公平。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中的公平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一些固有的思维误区,从全面衡量考生综合素质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不仅有助于大学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有利于中小学更好地推行素质教育,也是真正维护全体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方面的公平权利。”张晓鹏说。
       全国推广的可能性有多大
       “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5%,居全国之首,而且还是教育部综合改革试验地,学生综合素质普遍较高,诚信意识深入人心,外地生源加入试点行列必将奔波往返于上海与原籍之间,这将大大增加考试成本。”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如此说。他也表示上海试点一旦成功,复旦也将考虑按此种方法在全国招生,目前哈佛、耶鲁大学的招生人员,一直都在世界各地穿梭招生。
       “此次高校自主招生试点选择在交大和复旦,是有客观原因的。一是因为上海的基础比其他地区要好,我们两所学校都地处上海,对上海的高中比较了解,跟他们的联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多;而且我们在上海的招生量比较大,因此不会影响正常的高考招生。在更大范围内自主招生,目前看来还没有可行性。”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罗哲表示,他对高校自主招生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还有所顾虑。
       一位考生家长表示了他的担心,他说,如果中国的高校都加入到自主招生的队伍里来,会造成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这就需要政府和教育部做到宏观上的调整和把握。比如此次复旦和交大两所大学选取的面试时间是同一时间,很多同学两所学校都报名了,但只能选取一所参加面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也认为,这种自主选拔录取方式目前还不适宜扩大到全国范围,主要的原因是一些重要条件目前尚不具备。首先,在诚信缺损、腐败之风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学校很难完全采用外宋的考核结果和证明材料;其次,我国还缺少全国统一的高中会考,不具备准确反映学生高中阶段成绩的标准;再者,招生的大学和教师要制订出既符合培养目标,又切实可行的选拔方案,教师在招生标准上要形成共识还缺少实际经验。另外,这种自主招生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张琰、吴芳兰)
       (《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1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