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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底，兰州首家社区道德银行在城关区红山根二村宣布成立，让有关人士料想不到的是，有了银行之后，登记在册的好人好事反而变少了，社区居民大多不愿意到银行里“存取道德”，在尴尬运行两年之后，这家道德银行终于破产关门。与其他各种经济和社会实体的关张不同，道德银行的破产并未引发惋惜之情，相反，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反思与忧虑：在道德建设这个大命题下，一些名为创新的“举措”，实际上也许不过是歧途。
       就如同红山根二村的居民所表达的那样，“道德”与“银行”这两种事物本身就是无法沟通的。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它约束和指引人们如何更好地相处，从道德的内在涵义而言，它不仅无法储蓄，也不适合兑换。如果我们硬要通过一种创新模式，把道德变成社区里的“通货”，那么，道德行为就变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交换，变成了最原始的“贸易”，这样的道德与红山根居民原本乐善好施的精神追求是相违背的。
       从普通人的自身体验来说，道德行为与功利目的很难完全剥离开来。中国传统观念里类似“好人有好报”的各种箴言，实际上也是以自利的效益推论，来推行利他的道德观。不可否认，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人类社会有着漫长的历史，也许在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活力与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功利的方式推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是正当的。无论回望历史还是着眼当下，那些能够流传久远的道德楷模无不是放弃回报而追求道德完善的，从无私助人的雷锋叔叔到自强不息的学子洪战辉，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很难看到道德回馈的思想痕迹。如果道德真的沦为可以兑换的事物，道德所寓示的全部人性光辉就很难再让人向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红山根居民才对道德银行那么抵触，也正是因为道德银行的“回馈模式”走向了道德的背面，它才会最终垮掉。
       道德银行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简单套用了经济学模式，以“投入——效益”原则指导一种精神行为，其潜台词是通过追求道德的效益“最大化”，来唤起更多的善行。道德银行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实际上在经济学家们的案头已经被演绎过，困窘的经济学家甚至不得不引入“来世说”，以求平衡道德支出与收益的账表。而所有这些困境，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在普遍追求效益的社会风气下，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建设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那种试图以交换原则来建设公民道德的探索，很可能恰恰是缘木求鱼。
       红山根道德银行的垮掉决不是坏事。两年多来，道德银行这一急功近利的“四不像”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道德记账”的风气甚至弥漫在校园里，为了让自己的道德报表看上去更美，有的孩子把零用钱上缴给老师来扮演拾金不昧，有的孩子则追着邻居干活以“助人为乐”，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发自内心的道德行为只会越来越罕见，美好和光辉的人格也会被庸俗的尘土所湮没。
       以利诱人者，利尽人散，道德银行所发出的错误“道德指令”早就预示了它的结局。我们应该寻求更正确的道德之路。
       （1月19日《北京青年报》）